23條立法｜若當年懂得妥協　香港將有不同命運

1月12日，港府向立法會提交的2024年度立法議程包括《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內容是落實《基本法》第23條。這意味着《基本法》第23條在兜兜轉轉多年，經歷反覆拉鋸之後終於再度啟動立法工作。在2019年修例風波的影響下，香港政治秩序和氛圍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如無意外，23條立法大概率能順利完成。

23條立法本是《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憲制責任，是香港在以主權國家為基本競爭單位的世界秩序下維護「一國」安全的正常要求。只不過，因為香港、內地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不同遭遇及其形成的不同政治體系、不同文化觀念，許多港人對23條立法心存疑慮。這樣的疑慮在香港嚴重撕裂的政治結構下被不斷放大。2002年為了落實23條立法，時任特首董建華開始進行諮詢，啟動立法程序，不料引起許多港人對於自由和人權的擔心。2003年7月1日，香港幾十萬民眾參與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產生巨大政治壓力。港府無奈之下只能終止立法程序。

自此之後，本是香港憲制責任的23條立法便一直被擱置下去，成為妨礙香港和北京互信的絆腳石。在長期以來的歷史和現實因素疊加影響下，安全問題是北京處理內政外交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儘管不同時期的重視程度有別，但若想北京展現更多的彈性空間，一個基本政治前提便是積極回應北京的安全關切；反之，如果以對抗邏輯向北京要價，則很有可能在實力不對稱的政治現實下事與願違。

香港是中國下轄的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是北京提出的政策，《基本法》是北京為香港量身打造的法律。香港基於現實主義的理性選擇本應是與北京積極溝通，在兼顧港人合理訴求的同時積極回應北京的安全關切，以換取北京更大的彈性空間。這便是孟子說的「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然而，本就籌碼十分有限的香港民主派過於活在自己的理念之中，忘記他們是現實中的政治人物，非但不去積極回應作為北京安全關切具體表現的23條立法，反而把北京的安全關切泛政治化，造成他們與北京的互信遲遲難以有效建立。這樣下去，香港民主派所追求的民主目標與民主化節奏，勢必會因為北京的安全關切而受影響。

遺憾的是，香港民主派並不懂得「以小事大以智」的道理，過高估計自己的能量，急於達成念茲在茲的民主目標，甚至會把現實政治中常見的妥協精神給意識形態化。他們在遭遇現實阻力後日趨激進，不惜以對抗姿態來施壓北京。佔中事件便是例證。自此之後，香港民主派漸漸被激進本土力量或港獨力量裹挾。2019年修例風波是香港多年遺留與累積的矛盾的總爆發，讓香港面臨六七暴動以來最嚴峻的危機。恰如當年六七暴動時左派過於激進後所遭到的反噬，當香港民主派及其背後的民眾被激進力量裹挾，釀成嚴重的騷亂後，自然容易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

在2019年修例風波前，北京儘管存在國安疑慮，但總體而言，考慮到「兩制」之別，對香港展現出遠超內地社會的彈性。香港立法會和特首選舉的民意代表性在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政改方案被否決之前一直持續擴大。然而，因為2019年修例風波的發生，北京重拳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昔日不肯妥協的香港民主派、激進本土力量迅速在政壇煙消雲散。經此變化之後，香港的激進主義和分離主義勢頭得以有效遏制，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重歸穩定，港府的施政效率隨之提升，但香港政治的民意代表性和民主監督遭到明顯削弱，相當比例的港人變得心灰意冷、迷茫，進而妨礙港府團結更多可以團結的人來振興香港。

對於北京來說，由亂到治已經完成，但由治及興尚待更多努力。北京有必要借鑑當年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穩定秩序和贏取人心的經驗，抓住修例風波帶來的政治空間，在填補國安漏洞，穩定秩序後，儘早下大力氣去推動更多的港人人心回歸。

香港局勢演變到今天，是反覆拉鋸、碰撞、摩擦的結果。如果當初港府和建制派能以港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推進23條立法，如果香港民主派懂得妥協與循序漸進的智慧，能與北京良性溝通，想必《基本法》規定的特首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能早日實現。那樣的話，北京的安全關切得以回應，香港社會的民主目標順利完成，陸港之間的互信增加，香港社會越來越能認同國家，國家回饋香港更大的政治空間。已經過去的事情不能重演，但在今年港府推動23條立法，香港的安全漏洞被有效填補的背景下，重新反思過去多年香港與北京的互動，對香港未來發展具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