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孤島化」 中國經濟認知戰 河套能「解套」嗎?

撰文: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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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大灣區科學論壇、香港生物科技協會、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及大灣區香港中心聯合舉辦河套香港園區在大灣區科技創新的功能作用研討會。這也是繼2023年10月27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和新政策討論會之後,以河套香港園區為主題進行的又一次研討會。深圳園區研討會召開前兩個月,國務院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這也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繼橫琴、前海、南沙之後的第四個重大合作平台,且是唯一以科技創新為主題的重大平台。

河套雖小,意義重大

在《規劃》發布之前,如何推動深港創科合作,早已是「老生常談」,而落馬洲河套地區之共同開發事項,更是可以追溯至上世紀90年代。1995年,深圳與香港共同開展河流防洪排澇工程,正式開工深圳河治理第一期工程,通過將深圳河截彎取直,「造出」一塊麪積0.87平方公里的區域,也就是今天的落馬洲河套地區。在改道前,此區域歸屬深圳,改道後管轄權歸入香港邊界內。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園區的研討會上提到,2016年底,他和時任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協商解決了近20年沒有解決的河套區的產權問題,用作科技創新發展。之後,深圳方面在深圳一方規劃出近3平方公里的土地,和香港的河套協同發展。根據梁振英的估算,園區完成時,總樓面面積約等於86座位於中環的怡和大廈的面積。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研討會發言。(香港生物科技協會提供)

曾深度參與落馬洲河套地權談判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在接受《香港01》採訪時透露,這0.87平方公里土地業權所屬問題談了兩任深圳市委書記才最終拍板,河套地區總面積是3.89平方公里,即便將0.87平方公里劃入香港,深圳還是佔了大部分。

查閲公開資料,香港特區政府2007年首次在施政報告提及港深兩地政府共同開發該片土地,並把它列為香港十大建設計劃之一。2008年,深港雙方簽署《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協議書》,確定了河套地區的研究範圍。方舟表示,之所以河套開發緩慢,是因為這0.87平方公里原本就是淤泥堆積出來的一個「江心洲」,淤泥中間有很多重金屬污染,再加上保育候鳥用地等各類事件,所以在處理過程中要花不少時間。

待到地權談判落定後,深港雙方於2017年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該《備忘錄》對土地業權做出明確說明,且在第五條「聯合執行及解決爭議機制」部分提到,要由深港雙方相關部門和人員組成「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發展聯合專責小組」,負責對發展河套地區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和協商。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發,規劃綱要提到,支持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毗鄰的深方科技園建設,共同打造科技創新合作區,建立有利於科技產業創新的國際化營商環境,實現創新要素便捷有效流動。及至《規劃》出台,是為落馬洲河套發展邁出的關鍵一步。

粵港澳大灣區。(視覺中國)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視訊發言中表示,港深要融合發展,但是如何融合呢?我們說了很多年了,粵港澳大灣區提出也很多年了,橫琴、前海、南沙這三塊地方,本來的目的也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的試點,當然這三塊地方現在競爭不小,但是實際效果與期望還有相當的距離。而河套是繼橫琴、前海、南沙之後的另外一塊地方,而且是最小的一塊地方。但河套最小,但是任務最艱鉅。鄭永年在發言中反覆提到,河套的項目發展需要一個更為激進的方案,點點滴滴的、小打小鬧的改革,已經符合不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需要,也符合不了國家發展的需要。

關鍵在於「怎麼做」

作為河套發展的積極推動者,梁振英在兩次研討會中始終強調的,就是「如何做」。此前梁振英公開表示,在香港和內地合作過程中,就他所接觸的,無論是大小省份,以至大灣區內各城市,遇到的最大的問題仍然是「不知道」。他希望政府和民間,特別是相關企業,可以有充足的交流,讓業界可以提出他們的觀點和要求,加上官方的解答,進而解決「不知道」的問題,這也是發展河套要留意的一個問題。在香港園區研討會上,梁振英在致辭和總結環節,也都提到了面對河套這一持續性的「題目」,要久久為功,研討會說簡單也簡單,但真正難的是如何落實,如何咬住某些關鍵點持續往前推。香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食粥食飯」(喝粥還是吃飯),就看創新科技是否能發展好。

國務院已經印發的深圳園區的《規劃》總計30條一萬餘字,不難看出中央意圖通過更高層級的頂層設計來推動深港科技創新合作的決心。具體到政策層面,《規劃》提到,要「在福田保稅區等海關監管區域建立產業、機構和個人『白名單』制度,對實施特定封閉管理的海關監管區域人員進出、貨物流動實現『一線』、『二線』分線管理,構建高度開放的特殊監管體系,促進創新要素高效便捷流動,創造高度銜接香港及國際的科研製度環境。」「實施貨物分線管理。深圳園區海關監管區域實施特殊監管,對貨物實施『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區內自由』的監管模式,便利科技創新相關貨物出入。」此外,為了吸引人才,《規劃》還表示要全面放開對港澳台及外籍人士擔任職位的限制。同時要探索國際網路數據跨境安全有序流動。不過由於法律、體制、規則等方面的深層次差異,《規劃》也直言,深港兩地在科技創新要素跨境流動、資源開放共享、科技產業協作方面還面臨許多瓶頸制約。

河套目前還處於基礎設施建設階段,香港創科局局長孫東在發言中透露,港深創科園第一期第一批次首三座大樓將於今年年底陸續落成,餘下五座大樓的建造工程也將於小區隔離設施轉移及土地平整後,儘快起動。在「如何做」方面,方舟則建議要真正發揮落馬洲河套創科園的潛力,必須爭取大型科技企業直接進駐園區,而不是沿用「科學園先起樓、再找企業租用」的模式發展。在方舟看來,通過產業園的方式發展創科產業,成功的要訣是「招商」,即把合適的項目、企業引進到產業園區內。香港社會一直對發展創科有一種質疑態度,不少人心底裏其實不相信發展科技是對香港合適和可行的。若落馬洲河套能直接對大型科技公司招手,將數個龍頭企業的研發部門引進香港園區落戶,不但能帶動更多大大小小的科技企業在香港紮根發展,更能刺激本地科研氣氛,為香港創科發展打下一劑強心針。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香港生物科技協會提供)

鄭永年在發言中之所以提出河套需要一個更為激進的方案,主要基於目前中國和香港所面臨的內外環境,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是地緣政治衝突,從俄烏戰爭到以巴衝突,已經對世界經濟包括對中國經濟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且都不是孤立的地緣政治事件,更多的衝突可能會發生;其二是美國西方盛行的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所謂的脱鈎斷鏈已經對中國經濟產生很大影響,接下來這個趨勢不會停止,只會進一步惡化;其三,現在美西方已經發起了一場針對中國的持續的經濟認知戰,中國經濟頂峰論、中國經濟衰落論、中國不可投資論等,都對國際資本對華投資有直接影響;其四是美西方還希望在中國製造一些衝突,包括南海問題、台海問題,一旦發生區域性衝突,很可能就是一個世界兩個體系,一個世界兩個中心,各國將不得不開始選邊站。

具體到香港,鄭永年認為形勢還要更嚴峻。「我個人現在觀察香港有一個孤島化的趨勢,香港本來是深度嵌入區域、嵌入國際的,但大家看看香港的現在的情況,並不是這樣。」鄭永年進而解釋了香港孤島化的原因,包括香港過去幾年因港英政府時期激進改革破壞了香港的政治生態所造成的持續政治動盪,還有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香港的圍堵,以及來自區域的競爭將香港金融人才、法律人才吸引走,而這些都是香港的資產。面對孤島化趨勢,該怎麼辦?鄭永年認為應該將河套作為中國製度型開放的起步區,利用香港在制度、規制、金融、研究機構等方面的優勢,這些都是國家所需,也是香港所長。「深圳當年剛起步的時候,也是很小的一塊地方開始的,現在河套能不能成為下一個起步區呢?」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研討會發言。(香港生物科技協會提供)

「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該怎麼樣去做好」,這也是北京大學教授、粵港澳大灣區生物科技聯盟主席于常海在接受《香港01》採訪時反覆提到的是,此外于常海認為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又變成了一個地產項目」、「必須要看成果」。至於《規劃》中一筆帶過的制約瓶頸問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馬惟善則對《香港01》表示,要在這個「特區中的特區」落實各種跨境的政策,讓兩地的體制接軌,當中需要經歷不同的進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促進深圳和香港兩個園區優勢互補,兩地的不同體制、規則等,正是這個合作區獨特之處。但對於兩制差異,梁振英在總結髮言中坦言,兩制之下的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有時候甚至要比兩個國家之間的合作更難。

河套不只是河套

河套雖小,但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唯一以科技創新為主題的重大平台,其承載的科技創新卻是接下來中國二次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重中之重。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24年工作部分,將「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放在首位,這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將科技創新放在任務之首。何為「新質生產力」,按照新華社通稿,包括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生物製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量子、生命科學等等。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次日,新華社發布會議側記其中特別提到習近平對於落實的強調,「完整準確全面落實,不能變形走樣、把好經念歪」;「不能有拖延症,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我就看落實效果怎麼樣,能不能達到預期」。此外習近平還提到,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一些新變種、新現象,比如「一些基層幹部疲於在各類應用軟件、公號上打卡、『留痕』;各種論壇過多過濫,既浪費錢又浪費時間。」

習近平出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

對香港來說,透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既要把握新階段國家的經濟治理理念之變,也要回到自身發展的模式轉變上來。比如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究竟該如何發力?政府在其中該扮演什麼角色?再如在中美競逐的當下,香港有哪些新質生產力優勢可以發揮和挖掘,以便持續以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面對中央三令五申強調的「完整準確全面落實」,香港又該如何避免「把好經念歪」?

梁振英在研討會總結發言中也表示,在制定和執行產業政策的問題上,香港有經驗也有教訓,也碰到過痛點、難點和堵點,香港現在的產業政策還是受過去經驗的影響,其中尤以港英政府時期遺留下來的積極不干預危害最深。梁振英直言,特區政府雖然現在口頭上不說「積極不干預」,但還是擺脱不了,在推動產業發展方面,政府參與和干預的力度還是不夠。具體到河套發展規劃,核心不是物理空間的規劃,物理空間是配合創新科技事業和產業發展的,2016年解決了產權問題,過程並不容易,現在產權問題之後的努力才剛剛開始,後面的產業規劃怎麼做,不能把精力用在建房子上,請很貴的設計師,用很貴的建築材料,最關鍵的是要有戰略思維,頭腦要清楚,搞清楚什麼是香港的獨特優勢。在這個過程中,特區政府目標要清晰,力量要集中,不能撒芝麻,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有投資決策的承擔。「十年二十年之後回頭看,河套成功了嗎?今天我們就是要定下KPI。」

2023年年尾,廣州召開落實省委巡視反饋意見整改工作動員部署會,根據《廣州日報》消息,今次巡視組反饋意見包括六大項,涵蓋糾治改革開放創新力度不足問題、糾治落實南沙方案主題責任不夠有力問題等。南沙方案提出至今一年半,且距離其第一階段發展目標還有一年時間,省委巡視組已開始指出「主體責任不夠有力問題」,這既是對廣州的敲打,也在一定程度上警示着香港,因為在你追我趕的今天,不進則退,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推動河套發展上,尤其要有這種緊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