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體擴大至8億人，意味着什麼？
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特別緻辭中，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有這樣一段表述——中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並處於需求快速釋放的階段，將持續為各類企業和人才的發展提供廣闊舞台。當前全球總需求仍然不足，市場是最稀缺的資源。中國的市場空間廣闊，縱深也在不斷延展，必將為提升全球總需求發揮重要作用。目前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未來十幾年將達到8億人，對越來越多商品、服務的需求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消費升級的動能強勁。中國的城鎮化率現在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低十幾個百分點，下一步城市更新、交通電信等基礎設施的升級空間很大，還有近3億農業轉移人口正在加快市民化進程，這些都將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帶來巨大需求。
這段表述中有一組關鍵的數據，被很多人忽略，那就是目前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未來十幾年將達到8億人。2018年兩會期間，時任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新聞發布會上也說過，到2030年中國將擁有將近8億中等收入群體，將佔人口總數的60%，其在未來中國發展中亦將扮演重要作用。那麼問題來了，在中國的語境裏，中等收入群體究竟該如何定義？換言之，達到怎樣的可量化指標，才能算是中等收入群體？當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擴大至8億人，又將意味着什麼？
如何才算中等收入群體？
根據國家發改委2022年4月在其官方網站上刊文《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透露，採用國際上引用率較高的每天人均消費10至100美元（2005PPP價格）作為界定中等收入群體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估算，2002年至2019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呈現快速增長趨勢，由2002年的735.8萬人發展壯大為2019年的34600.2萬人，增長超過46倍。其中，城鎮中等收入群體數量由372.7萬人上升到20486.4萬人，增長近54倍；農村中等收入群體數量由363.1萬人上升到14113.8萬人，增長近38倍。
基於同樣的測算標準，當前中國中等收入人群規模約相當於美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兩倍，約相當於歐盟所有國家中等收入群體數量的總和。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仍明顯偏低。以2019年為例，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為22.9%，而西歐的英德法、北歐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都在70%左右。雖然美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略低為55.9%，但高收入群體佔到30.5%。
同樣是在國家發改委其文中，對中等收入群體的職業情況進行了詳陳。具體來說，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主要是工薪階層，收入來源以所從事職業或兼職取得的勞動報酬為主，無論城鎮還是農村家庭，工資性收入都是中等收入群體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城鎮家庭的工資性收入要略低於農村家庭。事業單位管理和技術人員，效益較好的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以及部分職工，一直以來是中等收入群體中堅實穩定的力量。在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下，一批鄉鎮企業家、個體工商業者、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湧現出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訊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產生了一批「新中等收入群體」。
關於中等收入群體如何界定，歷來是一個爭議的話題。2019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在對此調查的解讀中，國家統計局對中等收入群體給出了一個定義：中等收入群體是指調查對象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群體。月入2000元即可算作中等收入，這一標準隨即引發熱議。其後國家統計局還進一步澄清，這次時間利用調查中的「中等收入群體」是「中間收入組」的概念，這種劃分方法在各種調查中很常見，這與一般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標準不是一回事。本次調查結果中提到的「中等收入群體」這個名詞，與一般意義上的收入群體劃分標準沒有關係。
「中等收入群體」如何改變中國？
雖然各國對中等收入群體如何界定存有爭議，但此一群體的發展壯大或急速萎縮將對本國政治、經濟、社會帶來切實影響，確實不爭的事實。
日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在央視新聞《新聞1+1》欄目視頻連線時表示，「我國中等收入人群，其中的大部分在中等收入標準靠近下限這部分，也就是說我們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了，裏面大部分還是剛剛邁過中等收入的門檻。這部分群體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脆弱的，一旦遭遇外部的衝擊，這部分人受影響也最直接，包括對收入的影響、甚至一部分人的就業也有影響，所以這部分人往往在體感上就更脆弱。」此外，「這部分人的後顧之憂也更重，儘管收入已經邁過了中等收入門檻，但是還要考慮子女的教育、醫療、養老，還要去增加儲蓄，這就使得他不太敢消費。」
在持續了三年的新冠疫情之後，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成為最焦慮的群體。一方面，此一群體雖然在經濟上進入了「中等收入群體」，但卻很容易一夕之間跌落至無產階級，缺乏穩定的預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體有着很強的規則意識和法治意識，也是最希望有穩定感的，但目前中國法治建設的緩慢步伐以及疫情以來諸多打破規則和常識的事件，顯然無法滿足他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所以在政治上又表現出很大的搖擺和遊離，「潤」學流行就是遊離的典型。
就像有評論說的，「無所不在的中產階級，有時被形容為一個雄心勃勃的群體，被觸手可及的成功牽引；有時又被描述為一個缺乏安全感的群體，時時陷入墜落的恐懼。而將他們團結起來的並不是繁榮，而是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負債資產和強制勞動。」
香港大學擔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李成此前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表示，「中國的中產階級在過去一二十年的迅速發展及其在當前經濟放緩後的狀況，相對來講都是新的議題。包括之前的新冠疫情，中產階級的政治屬性也顯示出來了。我們需要對中國的中產階級進行深入分析，對其在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作用不斷進行動態分析。中產階級的政治取向是靈活的，不是經久不變的，西方老是批評中國中產階級是政府的追隨者，我覺得這有點簡單化了。」
李成繼而強調，「任何社會中產階級都有政治取向——不管是哪個地方的中產階級都認為，我賦稅了，我就應該享有權利。上海在這方面的發展走在全國前面，比如建立物業委員會進行民主治理。中產階級與政府和社會的關係也在不斷髮展變化，但不是西方所預期的那樣學習西方民主，中國有自己的發展邏輯和實踐模式。中產階級在與政府的互動、治理問題上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或將是中國今後發展的一個重點方面。因為不管是對環境保護，還是對受教育的權利，以及對訊息公開化等，中產階級都是很大的積極力量。但他們又同時想要穩定，所以中國中產階級的健康發展，影響着中國進一步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如李成所言，隨着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至8億人，中國將面臨諸多全新的課題，比如國家整體發展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治理層面如何滿足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媒體資訊如何滿足人們對訊息公開化的要求，政府溝通方式上如何滿足人們對「去政治化」的期待……凡此種種，不僅對執政者來說是一大考驗，同時對中國的社會進程也將產生重大影響。按照李強的估計，這一切都將在十幾年後（或者是更短的時間內）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