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五｜從殖民帝國到新型帝國 　自由社會即慾望社會

俄烏戰火未停，以巴衝突又起，面對四處起火的世界，以及愈發緊迫的氣候問題、能源危機等，人類仿若真的再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是戰爭，還是和平？是「歷史重啟」，還是「文明衝突」？又該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強世功以《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為題，揭示「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分析「普世文明」與「世界帝國」的歷史起源及其內在衝突，為我們全面深刻理解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的時與勢，提供了重要思路。本文原載《開放時代》2022年第2期，鑑於文章篇幅較長，故分為六篇發布。此為第五篇。

全球貿易網絡的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全球市場，這反過來刺激了財富的加速創造，由此推動科技革命、產業革命以及教育、文化和知識生產方式的整體性轉變，人類社會從農業時代的匱乏社會轉向工商業時代的豐腴社會，這也是一個不斷推動技術和知識更新的慾望社會。

一旦日常消費品的重心從農業產品轉向工業產品，人類社會就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飛躍。因為人類對農業產品的消費是有限的，農業產品消費滿足的僅僅是人類的生存需要，山珍海味無論如何昂貴，最終仍受到存放條件的限制，需求總是有限的；而工業產品創造的消費卻是無限的，工業的發展將人類從滿足需要（needs）的匱乏社會中解放出來，從而進入一個不斷滿足慾望（wants）的豐腴社會。更重要的是，自然的需要總是有限的，而慾望卻是無限的，隨着技術的進步和商業的發展，人們會不斷創造出新的慾望。

現代社會就在滿足慾望和產生新的慾望之間翻新和發展，由此有了「進步」這樣一個概念。這樣的社會與幾千年匱乏社會所形成的不斷循環的「停滯」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工業社會將人從自然的需要中解放出來，將其拋入一個圍繞人的慾望而建立起來的全新社會系統中。我們可以把工業革命所塑造的現代社會稱為「慾望社會」，而個人慾望的多樣化必然以個人自由的方式展現出來，「自由社會」不過是「慾望社會」的一個更體面的表達方式。這個慾望體系首先是一個圍繞商業貿易、製造業和金融業發展起來的經濟體系，而這種經濟體系的自我發展又不斷為這個慾望社會塑造出其所需要的政治條件和文化條件。

這種社會大轉型從根本上瓦解了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整合所依賴的宗教和道德知識。圍繞自然宇宙的科學知識開始取代宗教知識，圍繞人的慾望展開的人文社會知識開始取代古老的道德知識。人類在古典時代之所以使用宗教和道德約束人類的慾望，或許是因為人類處在滿足需要的匱乏社會中。節儉自律、慷慨大方、團結互助實際上都是匱乏社會中的美德。而在豐腴社會中，分工協作、遵守契約和法律就成了新的美德。

西方人文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將知識和思想體系建立在人的慾望這個基礎上，並基於對人的慾望的滿足來建構全新的秩序。如果說自然科學規律是通過理性發現的，那麼對人的慾望的認識以及對慾望的滿足也應當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通過科學理性主義達致自由主義就成為現代慾望社會的新神學。我們所熟知的種種現代理論試圖從各種方面闡釋這個新興的慾望社會併為其奠定正當性基礎。啟蒙思想家對人性的系統闡釋，無論是關於分工和交換的自由貿易理論，還是關於社會契約的國家建構理論，無論是對普遍歷史的思考，還是對歷史終結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對慾望和自由的滿足的基礎上。

同樣，社會理論家劃分傳統與現代社會而由此提出的種種理論——實證科學、資本主義、理性化和現代化等等，試圖從不同的層面來思考如何建構一個能夠不斷滿足人的慾望的新社會。波蘭尼所說的「脱嵌」，實際上就是強調伸張慾望的現代社會與遏制慾望的傳統社會的斷裂，將每個人從傳統社會秩序中解脱出來，編織在慾望社會的體系中，導致傳統道德淪喪及各種社會性災難；而所謂「入嵌」，就是希望將慾望社會重新建立在傳統社會的道德根基上，儘可能對慾望和自由有所約束，從而緩和傳統與現代斷裂所帶來的震盪，實現社會的穩步發展。

慾望社會的興起，從知識根基上摧毀了區域性文明帝國，帝國整合所需要的宗教知識和道德知識已不適用於商業社會。更重要的是，區域性文明帝國圍繞宗教知識和道德知識而形成的僧侶集團、教士集團和文人集團，始終是慾望社會擴張的障礙。因此，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圍繞兩種知識以及生產這兩種知識的知識群體的鬥爭而展開，西方歷史學者所說的「書與書的戰爭」實際上就是世界歷史雙向運動的生動表現。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興起、工業革命和民主化運動，每一次運動都是新的科學理性知識與舊的宗教道德知識的搏鬥，也是新的社會精英與舊的社會精英的搏鬥。

全球商業貿易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知識傳播是從海洋上而來，並通過處於區域性文明帝國邊緣的口岸大城市對帝國內部形成包圍、滲透和蠶食，在由此所引發的知識、價值和文化觀念的論戰中，「洋派」「海派」「西化派」與「鄉土派」「本土派」之間，「革新派」「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爭論成為世界帝國推進過程中的普遍現象。正是在這些論戰中，「口岸知識分子」或「留洋知識分子」開始崛起，他們與口岸大城市的商業精英一起推動了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文明革新運動，由此城鄉二元對立也就成為這些區域性文明帝國面臨的普遍問題。

全球商業網絡的形成推動了全球財富的加速流轉，引發了關於控制、爭奪財富的鬥爭，這不僅導致帝國爭霸戰爭的理性化和常態化，更重要的是推動了治理的理性化。面對全球財富以及由此而來的市場社會，一種全新的治理理念、技術和制度興起，金融、法治乃至「主義」（意識形態）之類的抽象化技術成為控制全球財富流轉的現代治理術。戰爭的理性化與治理的理性化共同推動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轉向民族國家體系和現代帝國體系。事實上，地理大發現原本就起源於圍繞着對財富流轉的控制而展開的帝國競爭（文明衝突）。

隨着全球商業網絡的形成，如何控制全球財富就成為帝國競爭的核心主題。最終，擁有最大暴力的強國就可以通過控制全球貿易獲得財富，而擁有財富就能夠支撐起更大的戰爭從而獲得更大的權力。在這種爭奪戰中，每一次戰爭其實都是世界歷史雙向運動的一部分，一個帝國的失敗意味着另一個更大帝國的崛起，直至世界帝國的形成。

這種長期混亂的戰爭一方面推動了軍事技術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另一方面也推動了有利於富國強兵的新興政治組織的出現，這就是從歐洲文明帝國中率先蜕變出來的主權國家形態。歐洲崛起的秘密就在於在戰爭、金融和工業之間形成了相互促進的關係，從而可將主權國家理解為一種「財政-軍事型國家」。正是這種戰爭能力讓歐洲不斷掠奪殖民地財富並控制了全球貿易，而且後來通過工業革命的升級，將東方區域性文明帝國變成了歐洲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爭奪全球財富的戰爭不斷推動歐洲主權國家的理性化。

事實上，「理性化」的過程本身就是基於對全球商業貿易、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興起的思考，它首先體現了一種控制財富、創造財富、獲取財富的能力。馬克斯·韋伯將「理性化」置於整個「除魔世界」中來理解。這裏所謂的「魔」是指整個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宗教或道德力量，理性化的「除魔」意味着用一套科學理性的計算的力量來取代宗教的、道德的、巫術的神秘力量，實際上就是用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權力」來取代在區域性文明帝國中依然流行的「信仰就是權力」。

因此，「理性化」將崛起中的整個新歐洲推舉到一個超越所有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更高維度中，從而用理性力量來把握整個宇宙，面對更廣闊的未來而俯瞰整個地球，以至於這些區域性文明帝國雖然擁有超大型的廣袤領土，但在歐洲至上而下的全球視野中，已經成為落後於時代的地方性存在和歷史性存在。古老文明帝國的財富是局部的，而新興歐洲的財富卻是全球的；古老帝國的財富侷限於土地上的物產這些具體的財富，而新興歐洲卻擁有貨幣和匯票這樣的抽象財富；更重要的是，新興的歐洲資本家可以通過貨幣和匯票名正言順地竊取君主們擁有的財富，可以通過貿易把君主的財富變成自己的財富，不依賴土地就能創造出遠遠超過土地物產的財富。一句話，古老文明帝國的財富是有限的，而新興歐洲的財富卻是無限的。

這種財富生產方式的出現從根本上瓦解了古老的文明帝國。孟德斯鳩曾經驚歎，君主們雖然控制着土地和物產，可是他們不懂得匯票技術，不知道通過匯票可以將他們擁有的財富偷偷流轉到其控制的地域之外。由此，他洞見到東方超大型帝國已無法適應全球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只有英國那樣的政體才能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英國政體之所以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在於一方面雖然約束了君主為封建榮耀和宗教信仰等非理性因素髮動的戰爭，卻開啟了市場經濟中每日每時每刻的經濟戰爭，過去在馬背上征服世界的精英今天紛紛進入了商學院和法學院；另一方面戰爭從宗教戰爭、王朝戰爭轉向了理性化的「有限戰爭」，「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實際上說的是國家商業利益的延伸。戰爭的理性化也導致戰爭成為綜合國力的較量，科技、教育、文化、國民素質等等無不成為戰爭的籌碼。由此，歷史上的宗教戰爭變成了爭奪全球市場的戰爭。

正是在這種戰爭中，殖民帝國這種新型的帝國形態出現了。建立殖民地也是古代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常見之舉，在區域性文明帝國中，帝國一旦征服某一區域，就會將其納入帝國的統一治理，甚至通過種族、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同化，將不同的民族熔於一爐。然而，新型殖民帝國不同於古代文明帝國的地方就在於殖民帝國始終採取主權國家內核與外圍殖民地在種族、制度和文化上的截然劃分，正是在這種主權國家與殖民帝國一體兩面的帝國模式中，主權國家長期將殖民地置於工業產業鏈分工體系的末端，使之始終處於宗主國的原材料供應地和產品傾銷地的位置上。現代帝國在政治上雖然維持着主權國家的面目，卻通過控制全球資本、知識產權、高端產業鏈和貿易實現全球統治，並由此形成一個具有穩定的「中心-邊緣」結構的現代世界體系。

從區域性文明帝國向世界帝國邁進的歷史來看，控制世界的範圍越廣大、越複雜，就越需要一種抽象控制來取代具體控制。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控制方式是通過宗教教義，而現代帝國的控制方式乃是通過金融和法律這種抽象化的經濟支配和政治支配的技藝。正是着眼於全球範圍內經濟活動的互動，布羅代爾從空間的局部性到全球性，從經濟生活的具體形態到抽象形態，將經濟活動分成三個等級層次：「物質生活」「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

其中，「資本主義」處在上層的統領地位，「一群有特權的群體從事着普通人一無所知的運作和計算」，並在這裏上演着「最複雜的藝術」，這是進行金融交易和投資從而攫取最大利潤的壟斷世界。然而，這種控制經濟世界的金融力量一方面需要不斷髮明覆雜的交易技術來維持其對抽象知識的壟斷，另一方面也需要強大的政治力量為這種交易和貨幣價值提供信用擔保。因此，控制全球經濟的金融力量必須依附於一個能夠掌控全球政治局面的政治力量。哈維將此概括為資本積累邏輯和權力積累邏輯，這就意味着全球資本主義在空間上的擴張必然推動世界帝國秩序的建立。

因此，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尤其是商業貿易和金融流動的全球化，必然推動世界帝國的誕生。從歷史上看，1815年拿破崙帝國戰敗之後，英國成為公認的世界霸主。它在經濟上建立起金本位制的全球金融體系和全球自由貿易體制，而在政治上則通過「離岸平衡」的外交藝術，確立了英國在全球政治中的支配性地位。我們可以將其看作世界帝國的「1.0版本」，即「自由貿易的帝國」。二戰以來，美國按照「自由主義利維坦」的邏輯來建構新的世界帝國，特別是後冷戰以來，美國逐步建構起一個複雜的世界帝國體系，這是一個經濟上由科技-貿易-金融領域相互支撐形成的具有「中心-邊緣」格局的世界體系，政治上由軍事-聯盟-法律相互支撐形成的基於規則的霸權體系，文化上由新教-英語-人權相互支撐形成的歷史終結意識形態。這個世界帝國有多種名稱，比如我們熟知的「金融帝國」「人權帝國」「新羅馬帝國」等。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世界帝國的「2.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