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四｜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 「文明衝突」不可避免？
俄烏戰火未停，以巴衝突又起，面對四處起火的世界，以及愈發緊迫的氣候問題、能源危機等，人類仿若真的再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是戰爭，還是和平？是「歷史重啟」，還是「文明衝突」？又該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強世功以《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為題，揭示「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分析「普世文明」與「世界帝國」的歷史起源及其內在衝突，為我們全面深刻理解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的時與勢，提供了重要思路。本文原載《開放時代》2022年第2期，鑑於文章篇幅較長，故分為六篇發布。此為第四篇。
亨廷頓之所以能如此準確地預見後冷戰以來世界政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對人類歷史發展趨勢的洞見，即曾經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間中的多元主義的「歷史中的文明」必然隨着全球化的進程邁向一個「普世文明」或「單一文明」，在這個過程中，「普世文明」必然會與歷史上的多元文明之間產生衝突，政治衝突與文化宗教衝突剛好結合在一起。
如果說歷史終結論僅僅關注人類從多元歷史（多元文明）邁向普遍歷史（普世文明）的單向歷史進程，那麼文明衝突論看到卻是歷史的雙向運動：在不同地理空間中形成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在邁向普遍歷史的競爭過程中，一方面會逐漸邁向普遍歷史（普世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出現反向的運動，即不同文明傳統展現出各種不同風格的反對普遍歷史和普世文明的運動。這種反向的運動以宗教衝突（中世紀的宗教戰爭）、民族衝突（19世紀的大國博弈）、階級衝突（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文明衝突（21世紀的全球政治）等形形色色的方式展現出來。
因此，從理論上看，「歷史終結」與「文明衝突」是相互矛盾的兩種哲學思考，然而在現實歷史之中，二者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恰恰是歷史終結的歷史趨勢引發了文明衝突，而文明衝突的結果無一例外都必然會推動邁向歷史終結的普遍歷史進程。在這個意義上，世界歷史始終呈現出一種「雙向運動」的基本特徵，這恰恰展現了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筆者在這裏提出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尤其受到波蘭尼（Karl Polanyi）關於經濟與社會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這個概念的啟發。波蘭尼認為，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運行要求建立一個與其相適應的「市場社會」，從而將每個人從其原來的社會共同體秩序中掙脱出來，讓整個社會共同體的運轉服從於市場經濟邏輯的支配。這個過程，他稱之為人從原來的社會關係中「脱嵌」。
然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進步必然帶來共同體的瓦解和社會的混亂，社會必將承受災難性後果，諸如貧困問題、階級不平等、道德淪喪及異化等等。在這種背景下，社會必然要奮起保護自己，通過民主方式來要求國家遏制市場經濟的擴張，這種「反向運動」實際上要求將市場經濟的發展重新「嵌套」在社會秩序中，使其成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波蘭尼用這種理論解釋歐洲歷史上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市場經濟力量的全面擴張到19世紀福利國家時代社會自我保護運動的「大轉型」，從中展現了市場擴張與社會自我保護這兩個相互矛盾的「雙重運動」。
然而，如果我們將波蘭尼的「雙重運動」概念作進一步的擴展，就可以將其看作人類普遍歷史形成過程中的基本機制。人類普遍歷史形成的最重要動力，恰恰來源於地理大發現以來全球貿易網絡的形成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力量推進人類文明邁向普遍歷史，然而必然帶來區域性的多元文明帝國對這種普遍歷史進程的反向運動，兩種「雙向運動」的相互交織，形成了歷史發展的波浪交替進程，最終推動了人類文明從傳統的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我們可以從這種「雙向運動」的邏輯入手，討論世界帝國的形成、演化和發展。
「帝國」概念充滿了爭議性。為了簡化，可以將「帝國」與目前主流社會科學塑造的「國家」概念對照起來加以考察。如果說「國家」強調的是國家內部在經濟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價值觀念乃至種族等方面的同質性，那麼，「帝國」概念恰恰強調其內部的差異性和多元性。同質性國家往往是小的共同體，而差異性帝國往往是大的共同體，甚至是超大型的政治共同體。如果說國家可以通過社會契約的相互同意組織起來，甚至強調「民族國家」（nation-state），那麼帝國內部的同意往往是基於征服獲得的「默許」或者由文明推廣獲得的認同。因此，與國家相比，帝國為了贏得「霸權」必須以更大的力量來爭取這種默許，以至於宗教所塑造的文化認同發揮着巨大的作用。帝國也因此成為文明秩序的締造者。
人們往往根據帝國獲得默許的方式將帝國區分為不同的類型，比如強調地理因素的「海洋帝國」「大陸帝國」和「草原帝國」等，強調經濟技術因素的「農業帝國」「商業帝國」「自由貿易的帝國」和「訊息帝國」等，強調軍事暴力征服的「殖民帝國」，強調價值因素的「宗教帝國」（比如基督教帝國、伊斯蘭帝國）及「納粹帝國」「人權帝國」等等。當然，面對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格局，帝國必須具有持久的力量來塑造統一性。如果說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力量往往是在不斷變化中導致帝國的興衰，那麼文化及宗教往往就成為塑造帝國的持久性力量，以至於帝國在政治上的興衰變遷和統一分裂實際上都要爭奪這種文化和宗教賦予的統一性力量。
從人類歷史來看，帝國政治的興衰變遷在地理空間上往往是圍繞「軸心時代」以來幾種核心教義所形成的龐大帝國而展開的。筆者試圖用「區域性文明帝國」這個概念來概括這種古典帝國的基本形態。「區域性」是強調儘管每個帝國都自詡為普遍主義的，但就全球的地理空間看，它們都是區域性的。這就意味每個帝國在聲張其普遍主義的時候——甚至為此展開生死搏鬥，就像伊斯蘭帝國與基督教帝國幾千年來漫長的宗教戰爭那樣——都必須認識到自身具有的地方性特徵，唯有如此，才能為全球文明的多元共存奠定基礎。亨廷頓所謂的「文明斷層線」實際上就是幾大區域性文明帝國的邊疆接觸地帶。而用「文明帝國」一詞，不僅是要像亨廷頓那樣強調文化價值（尤其是宗教）認同力量在凝聚帝國統一性中發揮的持久性力量，更重要的是希望提醒大家注意古今帝國形態的重大區別，即古典的帝國始終具有「文明」的文化教化功能，都希望將人從動物層面提升到更高的神的層面。
然而，隨着現代帝國的興起，商業貿易、技術理性、軍事力量越來越成為凝聚帝國的主導性力量，從此帝國逐漸喪失了文明教化功能，並在去宗教化、去道德化的「除魔」過程中，推動了普遍歷史和普世帝國的建構進程。在這個意義上，亨廷頓所說的「普世文明」中的「文明」意涵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種涉及「文明」問題的古今帝國形態的重大變化是從地理大發現開始的。地理大發現讓基督教帝國突然獲得了廣大的自由領土，迅速增加了基督教帝國的財富積累，從而使得基督教帝國有能力加入東方世界（東亞貿易圈和南亞貿易圈）的經濟體系中，推動了全球商業貿易網絡的形成。這不僅凸顯了古典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在地理空間上的「區域性」侷限，更重要的在於展現了一種在全球自由流動的「無邊疆」的隱蔽帝國，這種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恰恰構成了世界帝國的經濟基礎。
全球貿易網絡將區域性文明帝國的邊緣地帶以及在縫隙中建立起商業貿易的大城市連接起來，然後通過這些大城市將全球進一步連接為一個聯動的網絡。這些大城市就像一個個不斷擴散的據點，將帝國內部的財富、人口吸引到大城市，從而加入這個全球商業貿易的網絡，同時向帝國內部進行商品、觀念、文化、教育、知識的傳播和滲透。這個網絡打破了曾經被區域性文明帝國所控制和分割的貿易圈，將經濟基礎從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政治控制中逐漸解放、分離出來。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底部形成了一個似乎不受帝國控制的，自由流動、隱秘的全球商業世界。起初它像一股涓涓潛流，在帝國控制的縫隙中不斷流淌，慢慢地匯聚形成了難以阻擋的河流，而隨着貿易數量增加和貿易速度的加快，它就像奔騰不息的大河一般，不斷沖刷着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的經濟社會基礎，甚至顛覆了這些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政治結構，最終讓整個世界成為商業貿易的汪洋大海。而所有區域性文明帝國都變成了漂浮在世界貿易海洋之上的島嶼，必須適應這個世界貿易海洋的要求，即將區域性文明帝國的經濟社會基礎從傳統的農耕、遊牧為主的熟人社會變成工商業為主的陌生人社會，變成城市主導的市民社會，變成個人主義的自由社會，變成人人平等的民主社會。
這個對區域性文明帝國底層的經濟和社會的改造過程，就是波蘭尼所說的「脱嵌」過程。因此，要準確理解波蘭尼的社會經濟分析，就必須將這種分析放在全球商業運行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脱嵌」從來不是隻發生在某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的內部，而是一種普遍性的現象，就像瘟疫一樣在全球傳播蔓延。反過來，區域性文明帝國必然都會面臨如何抵制全球商業貿易網絡的侵蝕，並試圖將市場經濟重新納入區域性文明帝國控制之下的「再嵌入」過程。可以說，市場與社會之間圍繞「脱嵌」與「入嵌」的鬥爭乃是商業貿易的全球帝國與區域性文明帝國之間最核心的鬥爭。
如果我們注意到全球商業網絡是藉助海洋上的航行運輸而形成的，那麼就可以理解自由貿易、全球商業網絡等是與海洋聯繫在一起的。而區域性文明帝國被侷限在大陸地帶上，以至於圍繞全球商業貿易而展開的「脱嵌」與「入嵌」的社會經濟鬥爭，全球商業所帶來的新文明與區域性文明帝國之間的「文明衝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都往往表現為海洋品格與大陸品格的鬥爭。因此，在全球商業貿易網絡形成的過程中，羅馬與迦太基、大陸與海洋的鬥爭始終充斥在歷史的想象中。正是在這個「雙向運動」中，我們才能理解全球商業貿易興起並推動形成與此相適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文化，乃是推動歷史終結以及建構世界帝國的根本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