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警惕安全泛化拖累大國關係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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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結束之後的首次外訪中,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德國與西門子、大眾、賓士、寶馬、舍弗勒、巴斯夫、科思創、瓦克化學、默克、思愛普、安聯等德國企業負責人座談時,其中一句話成為很多人關注的點,李強說,「防風險和合作不是對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此外李強還說,「經濟全球化使世界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應該辯證看待依賴問題,不能人為誇大依賴,甚至把相互依存和不安全簡單畫等號。對於一些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各方完全可以通過協商合作,共同防範應對。」

道理都懂,然而「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並沒有改變現狀,各國的安全神經反而月繃越緊,甚至不惜犧牲掉合作和發展本身。

比如本月起,中國對廣泛應用於半導體和電動車的鎵和鍺等材料實施出口限制。「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10日發表文章《鎵鍺出口管制,為何事關國家安全?》強調,「這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之舉!」在此之前,尤其是二十大之後,安全問題成了中國官方口徑中的高頻詞,《對外關係法》、《反間諜法》的陸續出台和實施,也是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如何更好的統籌發展與安全,掌握髮展與安全的主動權,成為中共高層的核心關切,這一點在二十大報告種已經說的很明確。

再如美國總統拜登本月9日正式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對某些敏感的技術領域包括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訊息技術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統等三個領域的中國高科技公司進行投資,給出的理由也是安全問題。該行政命令的目的是要防止美國的資本和專業知識幫助開發可能支持中國軍事現代化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技術。美國財政部則在一份聲明中宣佈,如果涉及「有問題的國家」,特別是中國,美國公司將不再能夠在海外自由投資最先進的技術,主要是人半導體、人工智能(AI)或量子計算。去年10月,白宮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定中國是對全球秩序最大挑戰。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今年4月亦表示,在美國對華關係中,保護國家安全將是首要的,即使這會減緩經濟增長。

美國總統拜登早前指,中國正在艱難應對高失業率和勞動力老齡化,使該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一枚「定時炸彈」。(Reuters)

還有歐洲同樣以安全為由的去風險化。在今年的七國集團峰會上,各成員國達成了「去風險化、但不脱鈎」的共識,並認為各國應採取措施防範中國的經濟脅迫。上月中旬,德國政府公布了歷史上首份中國戰略,該戰略提出去風險和降低對中國依賴的總體目標,契合了德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以及歐盟的經濟安全戰略。德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指責中國尋求利用其經濟實力達成政治目標並謀取地區霸權,因此對該地區穩定和國際安全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對一個國家而言,將安全問題放置於首位很正常,但安全問題如若泛化和政治化,則很容易對原本正常的交往領域構成衝擊,進而一步步拖累大國關係。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創始院長王緝思4月3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的講座上提到,中國對國內安全的關注大於外部安全,但美國卻試圖在新疆、西藏、香港、台灣問題上干預中國內政。因為國內政治的關係,中美雙方要改變彼此的態度都很困難。王緝思悲觀認為,再多對話也難推動中美關係改善,中國已不對改善中美關係抱任何期望。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委員會專家王緝思。(全球化智庫(CCG)供圖)

此外,王緝思在演講中亦表示,中共領導人讓「國家安全」成了治理中國的關鍵範式,中共之所以把重點放在維護國家安全,是受內部和外部威脅的看法所致。此外,這還可作為「對沖合法性風險的策略」,並確保當國家從發展優先模式轉移時,中共在國內繼續獲得支持。王緝思說,中共二十大後,總體國家安全觀成了決策的指導原則,是用來回應新威脅的「強大意識形態武器」,「安全壓倒一切」將繼續形塑中國應對國內外事務的作風,這個觀念將加速執行並在習近平任期之後繼續沿用。

今年7月份,王緝思在「第十一屆世界和平論壇分論壇——重構穩定的中美關係框架」上就如何穩定中美關係進行的發言。在該發言中,王緝思梳理了中美關係在2023年以來經歷的大小事件,包括「氣球風波」、香格里拉對話、布林肯訪華、蔡英文過境美國等。此外,王緝思還總結道,中美都將對方定位為最大的外部威脅。「我覺得中美之間存在一些根本的問題,比如兩國在各自的國家戰略中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美國把中國看成什麼,中國把美國看成什麼。很清楚的是,美國一直把中國定位為最大的中長期的安全威脅和對美國領導地位的最大挑戰,而且美國人說中國是唯一有能力也有意願去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國家。美國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很清楚,就是把中美關係定位為戰略競爭。」至於中國,「我仔細研究中國方面的定位,沒有看到中國有一個對美關係的系統性說法,就是美國到底是什麼,中美關係是要怎麼定位。但是我個人認為中國實際上是把美國看成最大的外部威脅,而且這個威脅不僅僅是國家安全方面,也是政治方面的。」

王緝思還說,中美關係的一個特點是在雙邊的經濟關係乃至雙邊其他關係中都把本國國家安全考量放在第一位。美國在很多方面都說國家安全,可能比商業關係更重要;中國也通過了各種各樣的會議,把國家安全放在治國理政的首位。基於此,王緝思表示,「這些大方面的判斷上中美雙方都沒有改變,因為中美關係的實質已經表明中美關係不會在最近一段時間內有所改善,而且對對方的看法基本上是負面的,即使改善也是一個氣氛上的暫時的緩和。」

無獨有偶,2023年第2期《國際政治學》刊載了閻學通的文章《世界已經掉頭》,也談及了安全概念的泛化和政治化問題。閻學通系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在文中,閻學通坦言,如今,全球新冠疫情嚴重威脅已過,世界走向已經較為明朗。世界沒有選擇通過十字路口繼續走向進步,而是選擇了掉頭,走向倒退。當下的世界將倒退到哪裏去?這正在成為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VCG)

緊接着,閻學通在文中着重強調了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及其可能的後果。具體來說,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使得安全概念嚴重泛化和政治化,即把各個領域的事務都說成安全問題,把非政治領域的事務當作政治問題處理。目前,安全概念泛化和政治化的最突出現象是經濟安全極大程度地影響着大國的對外決策,從而影響全球的國際關係。「經濟安全」這一概念在20世紀70年代曾產生過較大影響,但隨着美蘇關係的緩和,這個概念就淡化了。冷戰結束後,全球化的潮流促進了全球經濟合作加快發展,「經濟安全」這個概念也就銷聲匿跡了。如今在民粹主義思潮興起的環境裏,「經濟安全」這一概念不僅重新產生國際影響,而且其影響力比冷戰時期還大。大國的決策者們擔心國際合作形成的相互依賴成為對方制約自己的戰略手段,於是採取減少國際經濟合作或縮短國際產業鏈的方法增強經濟安全,即去全球化的政策。當多數大國採取去全球化的政策,就形成了逆全球化的歷史潮流。

當下的世界將倒退到哪裏去,沒有人能給出答案,不過隨着各國在安全問題上的進一步泛化和政治化,其帶來的後果已經有了具體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