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強世功・四｜香港去殖民化關鍵在打開六七暴動和六四事件心結

上世紀八十年代，面對香港回歸這一急迫的問題，鄧小平將原本用於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作用於香港，並承諾「五十年不變」，也因為這一承諾，「五十年之後怎麼辦」的問題始終縈繞在香港社會，香港的命運探討也始終圍繞2047展開。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時刻，也就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習近平訪港時明確表示，「一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沒有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自此「五十年之後怎麼辦」也隨之轉變為「香港怎麼辦」。雖然2047大限的夢魘不再，但面對中國之變、世界之變，香港對自身角色和命運的透析，對香港與內地關係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準確認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和迫切。

香港回歸26周年前夕，《香港01》記者在北京專訪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強世功同時擔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北京大學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副院長。2004年至2008年，強世功曾擔任香港中聯辦調研人員，結束中聯辦工作之後，出版《中國香港 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2022年出版該書增訂版《中國香港 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此外，強世功還著有《法制與治理》（2003）、《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2021）等。本次訪談圍繞很多關係根本的重要命題展開，也是對新階段「香港怎麼辦」的一次問道。此為訪談第四篇。

香港01：就像您說的，香港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受殖民歷史影響，一直以來香港都習慣對標歐美，將歐美看作各方面學習的榜樣和完美燈塔。尤其是主導整個香港運作的數量龐大的公務員、政客和精英群體，在經濟和身份歸屬上始終遊離於國家，認為自己從屬於西方價值聯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在西方中心論的指引下，認為西方文化優於中國文化，西方民族優於中華民族，西方體制優於中國體制。

基於這樣的大背景，人們在反思香港過去幾年的政治動盪時，都會談到香港「去殖民化」的問題。您在書中也有提到，香港的「去殖民化」並不是為了探尋香港純真的「本土」而去除「殖民遺產」，也不是為了回歸中國傳統而去除外來文明，而是要去除對西方「歷史終結」意識形態的幻想，去除對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國體系的尾隨依附心態，樹立作為中國人的政治主體性和文明自信心，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來吸納西方文明以及所有偉大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推動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推動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在這個過程中，香港進一步的去殖民化該如何展開？

強世功：對於殖民主義隨着舊帝國解體的解體，分別有兩種不同的話語建構，由此展現出兩種不同的政治秩序想象。第一種話語建構就是「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這個概念首先就是基於對幾百年來歐洲崛起之後建立的殖民帝國體系的批判和否定，這種體系意味着歐洲帝國對非西方國家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文化毀滅。因此，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意味着要徹底摧毀宗主國施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價值觀念，從而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上獲得真正的獨立和解放，甚至意味着新獨立的國家要從本國的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出發，走一條與宗主國不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而在當時的國際秩序中，這條不同於歐洲崛起確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基本上都採用「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這種話語建構。

第二種的話語建構就是「去殖民化運動」（decolonization），其潛在含義是指在殖民地去掉最明顯的殖民地色彩，比如廢除原來殖民憲法、宗主國國旗、宗主國的語言，趕走原來的殖民統治者等，在語言文化乃至符號象徵上恢復殖民地原來的歷史文化傳統。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法律上獨立後的殖民地真正獲得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和文化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相反，這些殖民地在去掉殖民化的符號象徵之後，可以繼續與宗主國保持密切乃至依附的政治經濟關係，分享共同的價值體系，從而陷入「新殖民主義」的陷阱。因此，如何在撤退中精心設計一套「去殖民化的帝國」（the imperialism of decolonization）就成為大英帝國撤退中的戰略佈局。

香港正是第二種話語建構的產物。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左翼運動將60年代對殖民主義的政治批判延伸到文化批判，無疑觸及「去殖民化」問題並推動形成了「民主回歸」思潮。然而，80年代全球右翼保守主義的回歸、中國的「去革命化」進程以及「一國兩制」方針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香港的「去殖民化」主題。港英政治傳統在「保持不變」，「能不變就不變」的策略中作為「一國兩制」的有機組成部分被名正言順地保留下來。香港英文「深度教育」體系繼續再生產對殖民體系效忠的精英群體，他們從殖民統治者變成了特區政府管治者；曾經被他們鎮壓的左派依然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內地對「文革」的否定清算直接打擊了香港「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運動中的「國粹派」，以至於香港本土的「社會派」在「民主回歸」進程中成長為社會中堅力量。米字旗、女王像等殖民地的外在符號被取消了，但殖民地的文化精神秩序非但沒有改變，反而在全球化中強化了其優越性，香港變成了「沒有殖民者的殖民地」。

儘管如此，我一直不希望在香港使用「去殖民化」這個詞，原因在於英國留給香港的文化和傳統，在殖民的一百多年時間裏已經植根到了香港人日常生活中，成了生活和歷史的一部分，很難簡單去掉。我們要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在香港討論「去殖民化」的關鍵在於清除港英殖民統治所建立起來的文化精神秩序，那麼香港新的文化精神秩序應該由誰來提供？提供怎樣的文化精神秩序？這無疑是目前中央在香港展開文化建設所要解決的問題。

記得好像在幾年前接受你的採訪中，我就呼籲在香港應該重新提出「認識祖國，關心社會」這個話題，認識一個崛起中的中國，認識一個正在形成現代文明新形態的中國，關心與內地聯為一體的香港社會，關心與全球聯為一體的香港社會。香港只有在不斷認識國家和歷史的過程中，認識中國從傳統轉向現代的曲折道路，認識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秩序的歷史意義，才會整體性地提高文化意識和歷史意識，進而完成「去殖民化」。原來香港的教育基本上採取「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簡單教條地接受西方的東西，而不鼓勵香港青年思考這些問題。

換句話說，香港大多數人到今天都沒有真正思考過中國崛起對香港究竟意味着什麼，原因在哪？核心還是在殖民教育形成的文化秩序中，迴避中國革命、否定中國革命，進而排斥跟中國革命有關的一切哲學思考和歷史進程。如果香港不打開六七暴動和六四事件的心結，不僅「去殖民化」實現不了，香港自身也不會有遠大的前途。

香港01：您在書中也特別提到作為憲政體制和文化認同的一個重要紐帶的普通法。具體來說，普通法不同於大陸法的地方就在於他不是由主權者制定的，不是簡單閲讀法律條文就能理解的，而必須從歷史上大量的案例以及不斷解釋所形成的知識傳統、法理傳統和法學傳統的深度研讀中去獲得。這就意味着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獨立之後，只要繼續採取普通法制度，就必須保留一批獨立的、熟悉普通法並與大英帝國的司法體系建立內在知識和精神聯繫的法律人群體。這樣，殖民地國家雖然獨立了，本國的立法雖然更新了，但司法體系依然掌舵在帝國司法體系中，本國司法判例必須援引英國、加拿大、澳洲、南非等地的司法判例。因此，普通法不僅是一種法律制度，而且包含着知識傳統和文化價值觀念，更重要的是滋養着一批獨立的法律精英，他們成為殖民地獨立之後構築普通法帝國的政治紐帶。

強世功：「普通法」這個翻譯容易引起誤解，準確的翻譯應該是「共同法」（common law），原本就是英國國王通過王室巡回法庭在吸納各地方習慣法的基礎上，為整個英國制定共同的法律規則。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普通法」是建構帝國「多元一體」的重要制度機制，在英國本土面對多元地方習慣法建構統一的英國法，而在大英帝國則面對多元社會形態、文化傳統，建構統一的帝國法律秩序。而在歐洲大陸法傳統中，往往是由統一的立法來完成這項工作的。

大陸法和普通法的重大區別在於前者強調之上而下的國家意志或者統治者「意志」，而後者更強調「理性」，強調自下而上的內在於社會生活秩序的合理性。因此，無論在理念上，還是制度上，普通法的法官擁有比大陸法的法官更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以至於普通法體系中法官往往擁有闡釋憲法原則的權威性，甚至擁有司法複核的權力。然而，英美普通法國家中，無論是分權制約的政體，還是司法獨立的設置，無非是為了約束政府的權力，而伸張商業資本的權力。因此，英美分權政體的背後乃是從大英帝國到美利堅帝國通過商業資本的力量來建構世界帝國體系，普通法體系正是這種帝國體系的一部分。

由此，就形成一些常見的說法，「普通法是有效率的」，就是說普通法法官在司法判決中往往更能夠體現市場經濟的效率，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擁有商業力量的資本家更容易通過強大的律師隊伍闡發商業資本的內在理性。因此，這就形成另外一個說法，「全球金融中心出現在普通法地區」。無論這種說法是否成立，但一個事實就是普通法內嵌於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它往往被看作是一種制約大眾激情的重要力量。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普通法不僅與資本主義制度保留下來，而且發展出原來沒有的司法複核制度。普通法不僅成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成為香港作為一個廉潔公平社會的重要保障，成為香港法治的基石，即任何權力都不能超越法律，任何權威都不能損害司法權威，甚至司法權威成為唯一的公共權威。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在處理香港問題上，始終尊重香港司法權威，即使在一些涉及基本法的重大案件中，中央也非常小心細緻地來處理。也是因為香港普通法體系的存在，中央治港始終強調要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處理香港問題始終是法律先行，並逐漸掌握了一套依法解決香港問題的嫺熟手法。

然而，從「佔中」到「暴亂」，香港的法治秩序受到衝擊，一些司法案例受到質疑，甚至衝擊到香港的司法體系，比如不少人開始質疑外籍法官制度等。若香港的普通法體系受到衝擊，那麼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也必然受到影響。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肯定香港的普通法制度首先着眼於捍衛「一國兩制」不動搖，不變形，不走樣。

當然，我們還要看到中國崛起的大格局，那就是隨着中國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國要構思的問題不僅僅侷限於國內，而且要構思全球秩序。中國的法治建設不僅着眼於國內，而且要積極推進涉外法治乃至全球法治。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旨就是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其中重要一條就是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崛起和文明覆興給全球法治提供怎樣的新動能？在中國法治傳統中，最能反映中國人法治觀念的獨特製度就是調解，我們不僅在國內法治中運用調解，而且要將其推向世界。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中國推動與相關國家共同發布《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在目前的國際訴訟、國際仲裁的之外，開闢國際調解這個新的糾紛解決機制，推動以友好協商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而中央決定將國際調解院的辦公室設在香港，其實也是為了藉助香港普通法體系聯通世界的國際優勢。若從涉外法治的角度，香港無疑在國家法治戰略中扮演中重要角色，無疑是中國積極展開涉外法治和全球法治建設的重要平台。

這些年，中央大力推動涉外法治人才和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而我認為這方面最大的人才資源就在香港，如何善用香港的法治資源和法治優勢，對於國家的現代化建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這些年中央始終在推動香港成為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包括國際仲裁中心和國際調解中心等。

可見，中央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公開肯定香港普通法制度，不僅是着眼於「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更是着眼於涉外法治和全球法治。何為「香港融入國家戰略」，這就是香港融入國家戰略。中國要走向世界，過去是商品，現在是人民幣、法律服務、文化思想觀念。因此，「香港融入國家戰略」絕對不能簡單理解為香港的內地化，而是推動中國邁向更大的全球化。這就意味着香港人對現代中國的理解，必須有一種全球視野的大格局。香港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作用不僅是將西方引入中國，更重要的是，將中國推向世界。

在這種全球變局的大背景下，香港人應當有一種大格局，思考如何將中國推向世界，首先就必須重新認識這個崛起中的新中國，正在開闢中華現代文明的新中國。而要解決這個中西古今的根本問題，就應當以大格局、大胸懷來吸收外來文明的有益要素，其中就包括「一國兩制」下的普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