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強世功・三｜在恐共拒共反共前　港人先要全面認識中國共產黨

上世紀八十年代，面對香港回歸這一急迫的問題，鄧小平將原本用於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作用於香港，並承諾「五十年不變」，也因為這一承諾，「五十年之後怎麼辦」的問題始終縈繞在香港社會，香港的命運探討也始終圍繞2047展開。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時刻，也就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習近平訪港時明確表示，「一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沒有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自此「五十年之後怎麼辦」也隨之轉變為「香港怎麼辦」。雖然2047大限的夢魘不再，但面對中國之變、世界之變，香港對自身角色和命運的透析，對香港與內地關係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準確認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和迫切。

香港回歸26周年前夕，《香港01》記者在北京專訪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強世功同時擔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北京大學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副院長。2004年至2008年，強世功曾擔任香港中聯辦調研人員，結束中聯辦工作之後，出版《中國香港 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2022年出版該書增訂版《中國香港 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此外，強世功還著有《法制與治理》（2003）、《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2021）等。本次訪談圍繞很多關係根本的重要命題展開，也是對新階段「香港怎麼辦」的一次問道。此為訪談第三篇。

香港01：關於能不能罵共產黨的問題，在書中您也提到要形成一種與「一國兩制」制度安排相匹配的「一國兩制」的觀念、理論和文化，就必須秉持一種「跨文明」的視角，「以邊疆為方法」。文明自我中心主義者將邊疆理解為消極的邊疆，必然形成對邊疆的封閉、傲慢、批評乃至整合同化的衝動，強調將香港融入內地秩序中；而以邊疆為中心的「跨文明」視野將邊疆理解為積極能動的邊疆，必然形成對邊疆的尊重、理解、包容乃至學習融合的努力。

對普羅大眾來說，可能很難從這樣宏大的「跨文明」視角將邊疆作為方法，人們日常感受到的是內地秩序在香港的強化，比如共產黨也不能公開罵了，六四的燭光晚會也沒有了，一些政治類書籍也開始下架了，共產黨開始在香港理直氣壯存在了，香港社會在國安法出台後也開始自我審查了。具體到行動層面，該如何建立與「一國兩制」制度安排相匹配的「一國兩制」的觀念、理論和文化？人們日常感受到的這些變化對形成這樣的觀念、理論和文化意味着什麼？

強世功：任何一種政治秩序必然形成相應的文化秩序，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必然帶來我們常說的政治正確，甚至於在文化中形成了一種自我審查的禁忌。這種自我審查意味着人要有所敬畏、有所尊重，尤其對神聖事物、偉大功業的敬畏，對法律權威的敬畏，這既是政治文化的自律，也是道德倫理的自律。比如說在美國，當說到種族問題、同性戀問題時，就有政治正確的禁忌，不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而在伊斯蘭世界，肯定會有另外一些禁忌。在中國文化中，我們當然不能拿一個人的父母開玩笑。這就是政治文化秩序所帶來的禁忌，其目的是為了維護政治文化權威，因為沒有權威就沒有秩序。法國之前發生的《查理周刊》事件，無疑是放鬆了自我審查才導致的悲劇。在世界範圍內，存在那麼多宗教，那麼多民族，怎麼相處，關鍵在於相互尊重、相互容忍，而尊重和容忍意味着彼此都要有一些自我審查。

回到香港問題，其實要理解一個問題。比如一個人殺了你父親，但花心血把你撫養大，甚至讓你成家立業過上比你父親更好的日子，你怎麼對待這個人？是認賊作父，感恩戴德，還是心懷仇恨，報仇雪恨？這是古今中外都面臨的複雜道德難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會給出不同的回答，並給出不同的辯護理由。把這個這個問題想清楚了，香港問題也就清楚了。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就是圍繞這個問題建立起一套殖民文化秩序。在這種文化秩序中，香港人敢以言論自由的方式公開侮辱英國國旗和英女王嗎？多少香港人對英國女王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權威不是發自內心的尊敬？香港以「一國兩制」方式在政治上回應這個問題，但未能建立起與其相匹配的政治文化秩序來回應這個問題。這就意味着香港人必須調整文化心態，從殖民文化中解放出來，正面肯定並認同中國革命的歷史以及由此推動的港澳回歸乃至未來台灣統一，積極參與建構「一國兩制」的新文化秩序。

而這個新文化秩序首先就在於認同中國革命的正當性，認同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的正當性，認同新中國的國家主權和中央的政治權威，並在中國古典歷史傳統與現代革命歷史傳統中建構起內在文明連續性，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這種創造性和創新性發展離不開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要素，離不開中國實踐中的提供的創造和創新。由此，香港回歸之後英女王所留下的政治文化權威真空毫無疑問應當由中央的政治文化權威來填補。而這必然是一個巨大的文化轉型，對很多人而言意味着一場文化思想的革命，因此，重建香港的新文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往往需要幾代人的時間，其中教育、傳媒和文化起了關鍵的作用。今天要做的文化重建工作其實是補上九七回歸之後缺失的一課。

事實上，香港回歸後的中央治港政策也是基於香港政治文化展開的。比如回歸初期，面對香港的殖民心態和殖民統治下形成的「恐共」、「拒共」和「反共」心態，中央非常了解並尊重香港人的這種心態，採取了相應的自我審查以符合香港殖民文化下形成的「政治正確」，在輿論中儘可能不出現「中國共產黨」，強調基本法而不提憲法，對於香港輿論、教育和文化中大肆侮辱、詆譭中國共產黨乃至革命領袖和革命先烈的輿論，也不得不採取容忍的態度。由此，我們才能理解香港回歸之後面臨的「主權回歸」與「人心回歸」的分離。

然而，正如我在《中國香港》一書中強調的，主權的含義不僅是暴力壟斷權，而且包含文化領導權。沒有文化政治所奠定的政治文化秩序，主權就會變成赤裸裸的暴力及其支持下的意識形態宣傳。因此，十八大之後，中央治港的重點就逐漸轉向從文化領導權的角度重建主權秩序，這就必須重建香港教育和文化秩序。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央強調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將香港納入國家憲制秩序，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這個詞語也在公共輿論中逐步「脱敏」。

香港回歸之後，中央治港採取一種自我節制、自我審查的「政治正確」，尊重香港在「兩制」下的殖民文化，然而，香港不少人並沒有相應地尊重「一國」主權政治權威，並沒有形成相互尊重的節制和審查，相反「反共」的輿論愈演愈烈，甚至發展出「港獨」輿論和政治主張。在這種情況下，隨着香港國安全立法的展開，那就意味着如何解決香港的文化安全問題，即國家的主權權威必須建立在相應的文化權威基礎上。正是面對這種新的文化權威的建構，香港人必須學會如何有所節制，有所敬畏，必然要建立新的政治正確的自我審查機制，從而將對「一國」政治權威的尊重與「兩制」下的思想自由、文化自由和表達自由結合起來。我相信，這是一個緩慢調適和相互摸索的過程。由於這個過程具有一定的斷裂性，尤其經歷「暴亂」這樣的一個階段，現在矯枉過正未免讓一些香港人找不到方向，進而迷茫於下一步怎麼辦。

香港01：這就涉及到國家認同與爭取人心的問題。您在書中也詳細回顧了港英政府時期如何爭取香港人心，以及六七暴動乃至六四事件如何形塑了香港左派、右派的恐共、反共的心理結構。在書中您寫道，「爭取人心不是給予經濟實惠所能實現的，最終要回歸文化戰爭」，爭取人心的關鍵是「爭奪文化領導權」。剛剛您也談到，十八大之後，中央治港的重點就逐漸轉向從文化領導權的角度重建主權秩序。

修例風波之後，一些港人用腳投票，選擇離開香港，而留在香港的人，在三年疫情和各種事件的衝擊下，也變得人心浮動，面對這樣的局面，在您看來，當前有哪些必要的抓手和手段，來爭取香港人心，進而打贏這場「文化戰爭」？

強世功：「文化戰爭」是一個相對誇張的概念，這是美國人愛用的概念。我之所以選擇用這個概念，其實在於提醒中央治港要高度重視教育文化問題。香港回歸以來，中央並沒有藉助主權回歸的優勢，順勢展開文化建設的工作，而是在文化領域採取放任自留的狀態。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中央治港着眼於經濟，善於搞經濟工作，但不善於搞文化工作，甚至在文化問題上將香港乃至西方的文化作為「先進文化」，甚至內地也要向香港看齊，這就導致整個香港文化重建的過程中，缺乏文化主心骨，缺乏文化自信心。因此，我在《中國香港》第一版的最後一章用「中國的憂鬱」來結尾，就是想指出中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在崛起，然而當時的精英階層在文化上缺乏自主性和自信心。但是，沒有文化權威的支撐，政治權威也不可能建立起來，因此當時面臨的「顏色革命」危機不僅在香港、台灣地區爆發，而在內地也是形成了相應的文化氣候。

這個問題必須放在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中來考察，我在《中國香港》新版中就特別追根溯源，考察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和十月革命後的社會主義文化這三種政治文化在中國的交織互動與衝突鬥爭，這三種政治文化的互動奠定了近代以來中國重大歷史事件的文化根基。而這三種文化傳統的政治衝突隨着中國崛起越來越激烈，以至於「通三統」問題成為中國重建文化權威秩序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即如何將推動中國發展的相互矛盾的三種文化傳統融為一爐，締造中國現代文明秩序和中國現代文化。

因此，中華民族偉大崛起的實質乃是中國文明的現代復興，即在中國古典文明傳統基礎上，吸收西方文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推動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從而締造中國現代文明，而這個文明必然是與冷戰以來所謂代表「歷史終結」的西方現代文明不同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不同的歷史根基就在於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傳統，其不同的現實政治根基就在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因此，中國現代文明的政治根基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無論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還是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鑑和本土轉化，都必然圍繞這個政治秩序的建構展開，為這個新型政治秩序奠定文化權威基礎。

我在書中特別提到，毛澤東時代的重要使命是通過革命建國奠定現代中國領土版圖的統一，鄧小平時代的重要使命是通過改革開放奠定現代中國經濟版圖的統一，習近平時代的重要使命是通過崛起復興奠定現代中國文化精神版圖的統一，這三者共同奠定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秩序的基礎。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習近平時代治國理政始終圍繞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覺展開，着眼於解決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中西古今」這個根本難題，明確提出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秩序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香港人唯有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才能理解世界、理解中國、理解香港。基於殖民地的歷史，香港本質上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要麼是中國的儒家傳統文化，要麼是1949年的革命文化，要麼就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文化，香港過去這麼多年反覆陷入到一種歷史糾纏中，本質上是沒有解決「中西古今」這些根本的大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着眼於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構這個共同的歷史主題。

就當前而言，香港人首先要走出殖民文化、西方文化教育下形成的「盲點」，儘快補上近代中國歷史和現代中國歷史的空白，沒有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就無法全面準確地認識中國共產黨。因此，對於理智的香港人而言，在「恐共」、「拒共」和「反共」之前，首先要全面準確地認識中國共產黨，思考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政黨？從1840年開始，到共產黨奪取政權再到全面執政，是一個具體生動的歷史過程，而不是停留在港人腦海裏的一個抽象符號。但這個過程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執政，為什麼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為什麼中國要走與西方不同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對於中國近現代的這段曲折歷史，香港人其實是不了解的，這個是巨大的空白。

其次，香港還需要補上全球變局的課。受英國殖民影響，香港意識深處接受的是英國19世紀以來的「自由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現在也更願意向英美看齊。但是，面對全球變局，香港的未來是依靠美國還是依靠中國？連新加坡都知道，在全球的戰略格局中要頂住美國壓力，堅持和中國保持正常關係，反而是「一國兩制」下很多人香港人會站在美國一邊，至少在心理歸屬上如此，所以大家才會理解最近為什麼會發生類似國泰航空這樣的事情。我在內地給香港來的課程班上課時，總是強調一點，香港雖然是一直自詡為國際化的大都市，可是對「國際」的認識和理解非常膚淺，這一點遠遠比不上內地學生。而這恰恰是殖民文化的一部分，故意不讓香港人知道近現代中國歷史，若不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怎麼能認識國際和全球？中國革命乃是塑造今天全球秩序的一個重要變量，不理解中國革命就不理解今天的世界秩序。

所以，你提到修例之後一些港人用腳投票逃離香港，類似的故事也出現在中央啟動香港回歸議題之後，出現在1997香港回歸之際，但是我們看看前面故事的結局，也大體理解現在這個故事的命運。我們現在不妨先讓子彈飛一會。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人很多對共產黨並不了解，所以才會恐懼。反而是商人群體，他們天天和政府打交道，他們知道實際情況如何，所以在這些人逃離香港到英國的時候，恰恰大家注意到李嘉誠集團撤資英國重新投資內地。

中國共產黨沒有那麼神秘，香港媒體上的「八卦」、「秘聞」都是騙那些不讀書、不思考的香港人，而這恰恰是殖民教育的一部分。當年香港人對倫敦就充滿神秘，而今天又把北京想的很神秘。其實，中國共產黨是最具公開性、透明性的組織，它將自己的主張通過各種政策的形式講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無論是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宗旨，還是白皮書中的對港政策，無論是面對「暴亂」的立場態度，還是面對未來香港的發展路向，中央都講的很清楚。問題在於，你不去看，不去聽，不去問，再加上一些媒體的借題發揮，導致香港缺少對中央的理性認知和客觀全面研究。哪怕說你不喜歡共產黨，你也得知道自己不喜歡的對象究竟是什麼樣子，以及他為什麼會這麼做，為什麼要搞粵港澳大灣區，為什麼要搞共同富裕，理解其背後的邏輯並因此來預測其未來的政策走向，而不是用空洞的口號和神秘想象做出結論。

香港01：此前已經有議員提議在香港設立永久性中國共產黨展覽館和中國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問題意識顯然也在於如何認識中國共產黨。對於您提到的香港面對內地時的「不去看，不去聽，不去問」，二十大之後我在香港社會感受的情況是，雖然二十大報告寫的明明白白了，十四五規劃也說的清清楚楚了，但很多港人面對這樣的紅頭文件基本上看不懂，所以雖然在二十大之後因應於政治需要舉辦了很多學習會，但聽下來形式大於內容，基本上是把報告相關章節的內容照本宣科再念一遍，而沒有從文本延展開來，看到更多的東西。比如現在特區政府掛在嘴邊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究竟是什麼意思，具體要怎麼融入，香港在這個過程中的具體角色是什麼，給人感覺並不清楚，基於政治需要，先把大概念堆一堆再說。

強世功：以你說的這個情況為例，我們應當想一下：這是「一國兩制」下的正常狀態嗎？一個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哪怕是高度自治，如果都聽不懂、看不懂中央的政策文件，你覺得是「一國」的正常狀態嗎？特區的公職人員首先就是國家公職人員的一部分，是整個國家治理團隊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地方國家公職人員竟然無法準確理解國家政策文件，你不覺得很不正常嗎？這大概就是香港殖民文化的後遺症，想方設法防止香港人了解研究國家和內地，從而形成一種認知障礙，以至於我們形成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政治概念和政治話語體系。

香港01：一些人會說這些政策文件大多是官話套話，所以看不懂。

強世功：不是語言問題，也不是概念問題。香港人英文學的多好，怎麼就連中文文件都看不懂。說到底還是心結沒有打開，這也是我書裏面講的「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政治文化沒有奠定。香港可以高度自治，但是也要掌握國家的歷史、語言和文化。想想看，回歸這麼多年了，特區公職人員的普通話是什麼水平。作為特區政府的公職人員，連國家的政治術語和二十大報告都看不懂，這能說得過去嗎？這一點上，香港的工商業遠遠走在政府公職人員的前面。

因此，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之後，李家超特首才推動建立公務員學院，對香港公職人員展開系統的培訓，以前往往是一些走馬觀花的「國情班」。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在香港是不是要搞一個展覽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讓香港人系統全面來學習中國近現代歷史，理解中國崛起的艱難歷史進程，理解推動中國崛起的政治力量來自哪裏，理解中國共產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中國現在有九千多萬黨員，平均每個大家庭中都有黨員，可以說黨已經滲透到中國最基層的家庭細胞裏面，是整個社會有機體的一部分，普遍地融入到人民群眾中。因此，黨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