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專訪｜「躺平」非中國特色 學者分析：內地青年四種碎裂化樣貌
《香港01》特別專訪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就關於中國青年生存困境的議題，主要從代際角度，理解自改革開放以降，不同代際的中國青年群體面臨包含就業、婚嫁、城鄉與社會階層流動等差異，期梳理當前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遷。
香港01：中國輿論近年就內地青年發展與困境的事件討論相當熱衷，但事實上，放眼國際，青年問題也是各國至少十年來都在關切的議題，內地青年發展遭遇的正負面景況，與他國有何差異？我們如何比較好的理解內地青年群體的樣貌？
林宗弘：我會劃分全球脈絡與國內脈絡兩層面來看。全球脈絡方面，我們現在面對的是自19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對應在中國是改革開放，期間約有兩個世代群體進入社會，適逢中國的經濟起飛與榮景，他們的社會流動與全球性流動都是正面的。這段經濟榮景與全球化發展的連結，為中國帶來非常大的機遇。現在說的80後、90後都能感受到時勢造英雄的效果。
然而，在2009年金融海嘯之後，西方也出現千禧世代的問題，包括經濟成長與財富積累明顯慢於前幾個世代，這在台灣也有發生。可以說，全球都有類似的問題，反映在青年的不滿與抗議。中國的情況也不自外於此，只是中國的轉折點相對較大。
晚近，隨著中美貿易戰與去全球化，對中國經濟造成一定衝擊，使得當前青年世代對比前代，出現更大的經濟困境。這是外部條件造成的。
國內因素自然也與外部環境息息相關。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轉型理論，告訴我們社會上存在有三種資本，即人力資本、經濟資本與政治資本。改革開放30年間，人力資本（人才）與經濟資本（企業家）獲得相當利益，政治資本則在退位，如「民進國退」，國家在經濟層面的力量在退縮。
此外，提到國內因素也必要納入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區隔問題。過去在戶籍依舊切割的情況下，人才與資本流動還能突破戶籍的限制，城市化進展快速，讓一部分人、一個世代的人先富起來。爾今，在政治環境變化的影響下，政治資本的力量提昇，如「國進民退」，同時，隨著經濟成長趨緩，市場機會減少，進入職場的大學畢業生與企業家獲利的成份就不如以往。因此，「內捲」愈形普遍，明明做越多，但獲得的利益卻是在衰退，出的每一份力的邊際效益在衰退，這既表現在企業，也表現在個體，所以才會看到青年躺平的詞彙橫生。原本放大的餅，如今放大的速度放緩，分餅邏輯依舊下，只得反過來分。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局的問題，只要這兩個問題沒有解決，訴諸個人的能力與意志力，雖然不乏有成功案例，但結構性的問題是困境的根本。
香港01：過去在人力與經濟資本蓬勃的時期，種下今日許多亂源，政治資本的提昇動機，實際上不也有撥亂反正的用意？
林宗弘：確實，但加強政治資本力道的方式有很多種，只是採用再集權與「國進民退」的途徑，可能對經濟成長造成壓制效果。我認為建立社會安全網、打破城鄉架構也是加強政治資本力道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在城鄉切割的結構中重複循環，等於再生產原先不平等的環境，不如健全、更平等化現在的保險制度，諸如醫療、住房、教育這三座大山的再複製與再生產，這都是國家職能在掌控的。
過去在內外經濟環境好的時候，經濟資本一頭還能衝破城鄉差距，儘管城市吸收了相當的移入人口，但留在農村的人力基本也具有一定生產力。這套邏輯也不只是中國發展的寫照，放到美國也是一樣，中國青年的困境一定程度也反映中國經濟的瓶頸，應該思考如何運用政策將資源再行妥善分配。「國進民退」的一個負面效果，可能使得總的經濟機會衰退，阻塞了社會流動。也就是社會流動出現窒礙，才會有後來聽聞到的內捲、躺平——努力沒有用，變成在討論中國青年結構面困局議題時，一個很簡化的理解。
香港01：您認為「躺平」是真議題嗎？
林宗弘：喊出躺平的人，自然是不甘於現狀。有能力的人向外移動，但多數的人礙於現實移動不了。我們看到中國社會現在想進入公部門的人變多了，但日久也會有一個問題，政府養了越多人，可是整個社會生產力沒有提昇。極端來說，就是吃皇糧的人變多了。在經濟循環不夠正向的情況下，就算很努力的人擠進了衙門，皇糧終究會不堪吃，結果就是再反饋回結構性的問題。
回到躺平，這自然是青年對現狀的很多不滿表現出來的一種說法，可能是對社會流動停滯、經濟機會的萎縮，進而以在輿論中用比較不敏感的詞彙來宣洩怨氣。
中美青年｜沒本錢躺平、沒動力競爭：被現實折成45°的中國青年
香港01：您這樣的說法，是否必須建立中國青年群體是一個集體上？
林宗弘：順著方才的分析架構，中國青年群體分殊的情況可以切做四大塊：一部分的人進入了公部門，一部份是有資源的企業家子女可以實現移動，還不夠清楚的是受過高等教育栽培的知識群體，在失業率一旦攀高之後，會怎麼行動？有能力者，會走上前面兩類人的路，那非985畢業、比較底層的大學院校生呢？他們會是對現狀不滿反應最有感的一群。我的理解上，「白紙運動」的學生群體，大多來源於此。
最後一類人，則是過去農民工階層的第二代、第三代，因為戶籍制度限制與疫情下控管趨嚴，阻斷了他們進城希望，又或者原生家境匱乏想進城謀職，期間又遭受資本層層剝削，所以會看到如月前張家界青年相約跳崖自殺的新聞事件。總而言之，中國青年對於各自現狀不滿的表達，大體呈現很碎裂化的應對方式。
真正在講躺平的群體，其實是第三類不上不下的群體，謀職困難、淪為蟻族，但又不願意離開城市回縣城發展，綜合了這幾種困境的結果才出現躺平的詞彙。
香港01：中國青年集體懷抱的愛國主義與回應個體生存困境之間，您認為有相互作用？
林宗弘：短期內如果做好一定的宣傳，我相信會有轉移與消弭的效果。但當我們回觀經濟與社會層面結構性問題轉變的時候，愛國主義反覆的揚起，長久會讓效用減少。回到剛剛說的政治、經濟與人力資本的框架來看，政治資本一端自然會順應愛國主義敘事，代表經濟資本的企業家不會跟隨，而人力資本部份，尤其中下階層群體、非白領的受薪階級或會出現具批判性的思想，或用具有「藝術性」的方式來展現。
香港01：月前有內地學者提出消費與儲蓄的強弱，區別自改革開放以來三代的青年群體，先由「強儲蓄、弱消費」過度到「强儲蓄、強消費」，走到今日青年「弱儲蓄、強消費」的階段，若您個人從代際變化的角度，會如何理解？
林宗弘：用消費與儲蓄強弱變化來解釋代際青年的行為，我覺得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並非造成這個世代青年困境的起因，所有國家都會從重儲蓄轉移到強消費，從歐美國家發展經驗來看皆是如此。
我們看大型國家發展起初，基於財富積累需求，社會都會先經歷儲蓄與投資率雙高的階段，之後必然要轉移到消費面，因為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總有一天會結束，最終必要是內需與消費興起作為支撐，該國在國際與內需經濟的循環才得以平衡。因此，代際變化與大型經濟體的成長過程，都會有這樣的共性，否則恐會有過度投資、資本過剩又消費不足的問題衍生。
台灣的經濟規模雖然小上許多，但也經歷過從儲蓄投資往消費滑動的階段，只是台灣滑動的速度比較緩慢，台灣年輕人的儲蓄率實際上只比前代少幾個百分點而已。這固然有華人重視儲蓄的文化性，但也肇因經濟起飛那一代人多有儲蓄經驗，所以後代會有這樣的認知，但這非華人專利，19世紀的德國人也很重視儲蓄。
就中國代際青年的情況，我傾向是被壓縮後的正常反應。相較其他國家歷經數個世代的消化過程，中國在時間壓縮下，會面臨供需、投資與消費上不平衡需要處理。我舉例，民眾拼命賺錢，儲蓄後便開始找投資，又或投資都進了房地產，但景氣不佳情況下，轉變成為債務，在某些部門，主要是房地產泡沫經濟把民眾的儲蓄吸走了。與此同時，年輕人財富積累的速度又追不上房價，既然玩不起這一套，後續的問題才會相繼出現。
香港01：所以您不認為中國青年的困境有其特殊性？
林宗弘：普遍來說，我不認同什麼事情發生在中國即有中國特色。事實上，中國經濟現在面臨脫勾，概念與效果上等於一種「去全球化」，這會造成一些問題，這處境就算放在其他國家、放在印度，也會是這樣的後果。這就是為政者需要去處理的問題，這不是什麼中國特色。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他的特色就是他的規模特別大，以至於問題被特別突顯或極端，放眼美國、印度也是如此，這一點都不奇怪。中國今日的很多問題，實際上也是其他國家早先就經歷過的問題，德國在一戰之後也有過這段過程。
真要說中國這些問題有特色且要與其他區域進行類比，確實不乏有分析者提出東亞區域經濟快速成長、人口快速萎縮的發展經驗，讓中日韓等國家存在類似的問題，與其說是中國特色，擴及到東亞來看更有這樣的脈絡可循。
雖然其他國家也都面臨千禧世代問題，但確實沒有中國表現出來的這樣極端，這是程度問題，與體制設計自然有關，例如戶籍制度的限制就是很大的差別。當然，不會說中國內部的因素都是體制，國際環境的因素也會造成影響，只是兩相相乘下，問題就加劇了。
全球性共通的情況自然不能免除，但各國回應方式有別。中國在現行體制下，政治資本介入，有「國進民退」的情況，又西方當然也有城鄉差距，但沒有城鄉流動的界線，中國則在戶籍制度約制與過去計劃生育政策下，存在獨有的處境。
香港01：諸如「大廠青年」、「小鎮青年」等詞彙週期性橫生，在眾多符號標籤化中國青年的背後，我們能如何更好理解當前中國社會轉型？
林宗弘：千禧世代的問題舉世皆然，各國青年的反應都是類似的，因為他們共同面對全球化之後經濟停滯的壓力沒有分別。同時，前幾個世代又喜嘗經濟成長果實，所以普世層面、東亞區域內都有這類的情況。
在我看來，「小鎮青年」其實蠻符合官方論述，但不足以解決實際面對的問題，像是取得大城市戶籍越來越困難，「小鎮青年」暗示了人民不需要朝大城市落戶，某種程度成為了「上山下鄉」的現代版，「農村是有為青年大好去處的地方」。要問的是，這逆向城市化的邏輯，能行多遠？能行得通？
「小鎮青年」反映的依舊是戶籍制度的現實，正是小城鎮居民沒辦法擠身前三線落戶積分的問題存在。
當然，也不是說小城鎮居民非得去大城市發展不可，學界在看這類社會轉型，會儘量以科學的方式，用數據算流動，看流動、結構與經濟成長的關係。我們看到中國城市的性別比，就可以發現一線城市如上海是女多於男，越往外線則男性遠大於女性，縣城、農村的男性人口甚至比女性人口多了三分之一，為什麼女性會集中到大城市？
首先當然與過去生育偏誤有關，在農村會發生篩選嬰兒性別情況，其次則是城市男性在中國婚姻市場具有優勢，女性透過婚姻入戶流向大城市。「小鎮青年」確實標籤了某一群人的生活，但從國家治理角度，無從解決這類宏觀問題，這才是根本，而非人們如何去理解自己的幸福。「小鎮青年」在我看來，是偏向於被動選擇的結果。
儘管能夠理解從政權思考，放太多人進城會亂的想法，但我認為放鬆戶籍限制是現階段可以嘗試的作為，持續用戶籍政策緊縮社會流動的政治顧慮有點過度。放鬆戶籍限制，也有助中國國內市場整合，二線以下城市盡可能放鬆，不是做不到。北京的調控工具其實有很多，是可以放寬嘗試，不然就是一直維持現在內捲的後果。
香港01：所以對於中國青年問題的前景，您是建立在未來得到體制友善回應的期待上？
林宗弘：不會啊。我個人願意相信青年世代自己會找到出路，不論是個體或是集體，青年世代終究會玩出自己的一套新意，方方面面都有，也不是每一套都會受到體制束縛。不論在藝術、創業還是海外發展，一定會有部份人綻放屬於他們的光芒，這我一點都不懷疑。
現實中本來就會有贏家與輸家，不管在怎樣的結構面底下，都會有傑出的人才冒出頭，激發出新的管道，但與此同時，這也是考驗體制可以容忍的程度，這一點不好迴避。
至於中國青年在喊喊躺平之後，會否像日本失落一代對政治冷漠？就目前情況來看，我認為較傾向集體不參與，躺平就是一種去政治化、不參與也不挑戰，且不依各種期待而走。當人們缺乏動機繼續向前，自我邊緣化成為狹隘的個人中心自我，物質基礎尚可的人群變成「逍遙派」，社經地位與資源條件較差的一群，走向疏離、孤立，最糟的選擇自殺，未來會否走向這樣的態勢比較需要留意。
林宗弘研究員為台灣知名社會學者，研究領域為社會階層化、量化研究、中國研究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等。此為《中美系列》報道第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