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悄然興起 世界體系迎來新轉向？
隨着廣大發展中國家群體崛起，「全球南方」開始悄然興起，並越來越成為政界、學界以及傳媒界熱捧的概念。比如歐洲領導人表示要「全球南方」建立新的夥伴關係，印度舉辦「全球南方國家之聲」峰會，吸引100多個發展中國家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設置「南北合作」專場討論，強調西方要爭取「全球南方」，日本作為七國集團（G7）輪值主席國呼籲G7加強與「全球南方」關係，並邀請發展中國官員參加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與政界對「全球南方」愈發重視相對應的，則是學界對這一概念背後所藴含的地緣博弈和問題意識的揭示。比如《光明日報》4月2日刊發署名文章《警惕「全球南方」背後的地緣博弈陰影》，將「全球南方」的內涵概括為非西方、反干預、謀發展三個方面，並直言「全球南方」升温背後有個別國家認為炒作的因素。在該文作者看來，美國效仿「印太戰略」做法，主動炒熱「全球南方」敘事，並嵌入經濟發展、債務困境等發展中國家關心議題，圖謀對發展中國家群體進行「再分類」，挑撥、割裂中國同其他發展中國家關係，企圖破壞中國的全球夥伴關係網絡。
再如美國耶魯大學全球正義項目高級研究員克里申·梅赫塔2月24日在巴西媒體刊文《烏克蘭戰爭：全球南方拒絕北約》，該文從英國劍橋大學2022年10月的一份民調切入——生活在西方之外的63億人中，66%的人對俄羅斯看法正面，70%的人對中國看法正面，進而剖析了全球南方不站在西方一邊的五點原因：南方國家不認為西方理解或同情它們的問題；歷史很重要，拉美、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看待烏克蘭戰爭的視角與西方不同，它們看到的是前殖民強權重組為西方聯盟；在全球南方看來，烏克蘭戰爭主要關乎歐洲的未來，而非整個世界的未來；世界經濟已不再由美國或西方主導，全球南方現在有了其他選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失去公信力並走向衰落。
基於以上諸如此類的政界行為與學界解讀，以及對南方國家的發展問題尤其是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關注，《文化縱橫》雜誌社與三大洲社會研究所5月12日舉辦題為《全球南方發展問題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圓桌論壇，論壇由北京修遠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文化縱橫》雜誌總編輯楊平主持，研討嘉賓包括印度著名學者、三大洲社會研究所所長維傑·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汪暉，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曹遠征。此外，論壇還吸引來自英國、巴西、加拿大等國家研究人員以及中國政府機構、高校有關人員參與。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發展話語」
率先發言的維傑·普拉沙德結合印度被英國殖民的歷史以及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的正在做的事情指出，「殖民主義仍存在於我們的大腦中」，自新自由主義開啟以來，知識分子的政治信心就一直在崩潰，從美國的麥肯錫公司到摩根士丹利、高盛的銀行顧問，再到世界經濟論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等，政治領導人都屈從於這些顧問。與之相伴而生的，則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話語權的喪失以及知識分子的後退，「我們需要新的想法，我們的時代需要一種新的發展話語」。
在最新一期《文化縱橫》雜誌中，刊發了維傑·普拉沙德題為《重振社會主義的發展理論——全球南方的歷史宿命與未來選擇》文章，對此問題做了更為系統的論述。「新自由主義的虔誠信徒，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用換湯不換藥的表述重複着結構調整和良政的陳舊說教。如今就發展問題撰稿的人很少從事實出發去發展理論，而是對它們實際運用的理論表現出宗教式迷戀。」「南南合作機構、『一帶一路』倡議的出現提供了新的機會，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這一理論必須應對持續束縛發展議程的五個控制，尋找一個改變這些領域控制權的機制。」維傑·普拉沙德延續已故國際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理論家、活動家薩米爾·阿明「五大壟斷」論斷，提出的五個控制包括：自然資源控制、資金流控制、科學技術控制、軍事力量控制以及訊息控制。「這些問題是我們在推動關於發展的新對話中所要提出的。」
「全球南方」不是排斥性框架
汪暉在發言中回顧了「全球南方」的歷史脈絡，並結合中國道路談了自己的看法。在汪暉看來，20世紀發生的一系列革命，從俄國革命、伊朗革命、土耳其革命再到墨西哥革命，以及後來的中國革命，這系列革命都不發生在資本主義中心地區，但也正是這些革命創造了兩個重要事件：一個事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一個事件是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尋求獨立的過程，也就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發生。「從萬隆會議到上世紀70年代，民族解放運動基本上完成，這樣的一個歷史過程，使得整個的所謂第三世界作為一個範疇，開始越來越清晰。」但隨着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如何去界定三個世界變成了一個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非西方世界尋求發展的路線開始轉向一個新的範疇，也就是全球南方的興起。「所以全球南方真正的根源，是根植於20世紀的社會革命和去殖民運動。」
而與全球南方新範疇誕生幾乎平行發生的，則是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出現。汪暉坦言，全球南方的興起跟新自由主義浪潮有密切關係。「薩米爾·阿明曾說1980年代到2010年是沒有萬隆的時代。這個沒有萬隆的時代，也就是第三世界變得越來越弱。而這個時期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始統治整個世界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方向的一個歷史時期，一定程度提出的全球南方問題，就是尋求不同的發展道路的問題。」
不管是從三個世界到「全球南方」的範疇變化，還是尋求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無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與作用。汪暉也坦言，中國在經歷過早期的趕超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階段後，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開始面臨巨大挑戰，之後進行的改革開放，在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比如貧富分化、區域分化、城鄉分化以及生態問題。「可以說，當代世界面臨的所有挑戰在中國都有集中體現。」「今天講中國式現代化，就是要解決這些基本型的問題。」
一邊是維持既有霸權的「全球北方」，一邊是謀求發展和自身現代化的「全球南方」，當兩種力量發生碰撞，不可避免產生矛盾與張力。在汪暉看來，「如果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危機主要來源於五大壟斷和整個南方國家要求發展的矛盾，今天最大的危險是五大壟斷的鬆動和霸權國家要繼續維繫和掌控壟斷地位的矛盾。」「這構成了今天所有的主導危機。」但汪暉也強調，全球南方能夠形成新的知識框架，不是一個排斥性的框架，不是說北方不可以參與，恰恰相反，「它的象徵性就在於要改變不平等構造，形成新的全球網絡，在這個意義上提出新的發展問題。」
人的解放何以可能？
不同於維賈伊·普拉薩德對發展話語權缺失的批判，也不同於汪暉對「全球南方」歷史脈絡的梳理，作為經濟學家，曹遠征重點闡釋了現代化與工業化之間的關係。「所謂南方、北方問題，就是現代化問題，現代化問題更精確的解釋，就是工業化問題，能不能通過工業化實現現代化，就涉及發展問題。」
顯然，非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與道路選擇，是不同於傳統西方國家的。且作為撬動百年變局的關鍵因素——經濟基礎已經發生變化。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結構經濟學》一文中寫道，「八國集團的經濟規模，在2000年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佔世界的47%。這意味着，從1900年至2000年的一百年裏，世界經濟總量中有一半左右都被八國佔據。經濟是基礎，決定了這一百年裏的世界政治格局被這八國主導。」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格局開始發生比較明顯的變化，不論G7還是G8都已漸漸喪失主導權，G20的影響和作用隨之凸顯。G20地位上升背後恰恰是因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稀釋了G7和G8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佔比。
從最初研究拉美模式最後轉向對中國發展和道路問題研究，曹遠征回顧了中國所走的獨特發展道路，並結合薩米爾·阿明的依附理論，闡釋了中心與外圍的關係。「外圍是被中心指導的，是服從於中心發展的，因此它是依附性的，中心不發展外圍是沒辦法發展的，外圍也是沒辦法脱離中心制約的。如果要脱離，就會打破原有的關係，比如更進一步講，甚至是用革命的方式來打破。」
無疑，現代化是通過工業化實現的，但工業化是不是就是現代化？工業化過程中會產生什麼問題？具體到東亞國家的發展路徑，曹遠征提出了「過程再現」的概念，換言之，不管是最早發展起來的亞洲四小龍，還是現在正在奮起直追的越南，其實在差異性之外都有一些規律性的發展過程。而當發展到了一個階段後，人的異化問題，如何獲得人的解放問題，開始被提了出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內涵，也就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在曹遠征看來，是中國早已有之的理念，也是對新階段面臨的發展問題的概括。
世界體系的新轉向
早在2017年，習近平即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概念，用以解釋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而「全球南方」的興起，既是依託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群體崛起——亞洲的印度、印尼，中東的伊朗、沙特、土耳其，拉美的巴西、阿根廷，非洲的南非、埃塞俄比亞……也是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的註腳。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用自己的現代化轉型之路啟示着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應該因應於自身的國情和文化，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而非因循於某一種刻板的模式。這樣簡單如斯的道理，在西方中心主義主導之下的美國世紀卻是走不通的。
隨着「全球南方」新範疇的興起，世界在告別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也需要警惕陷入中國中心主義。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李小云即指出，全球南方不是一個孤立的變量，也不是一個鐵打一片的單一整體，而是與發達國家相互嵌入的全球體系的一部分。一廂情願地以中國中心主義的角度思考南方國家，容易造成基於想象的政治盲動，也容易因為誤判而透支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資源。
拜登在上台之初，即將21世紀定義為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但「全球南方」以及各國對於發展與治理的重視卻又道出一個政治現實：發展才是硬道理。從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到世界體系的新轉向，時下正處於「過渡時刻」。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乃至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基於對於這樣的「過渡時刻」的綜合研判，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同「全球南方」的關係問題，如何避免掉入「中國中心主義」，重要性和難度絲毫不遜色於處理同美國、俄羅斯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