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訪陸的暗線：「一個抗戰、各自表述」的歷史嬗變

前國民黨主席、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訪陸祭祖活動已經結束，但兩岸的政治糾葛和風波還在繼續，再加上蔡英文與馬英九同一時段展開的訪美行，直接刺激着大陸做出反應——東部戰區組織為期三天（4月8日至10日）的環台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這也是繼佩洛西訪台後解放軍針對台海形勢舉行的第二次圍台軍演；緊隨圍台軍演後，中國商務部4月12日宣佈對台灣2455項商品實施貿易壁壘調查，主要包括農產品、五礦化工產品、紡織品等，並稱調查在今年10月12日前結束，特殊情況下可延長至2024年1月12日。

回看馬英九訪陸，一條明線已經非常清晰，包括去了哪些地方、見了哪些人、說了哪些話，雖然在行程中和返台有兩個意外插曲——行程中，馬英九4月2日在與湖南大學師生座談時的補充發言中闡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返台後，隨行的台灣政治大學教授廖元豪在社交媒體貼出假裝踹大陸警車的照片被配文「反攻大陸」，在遭到大陸網民強烈抗議後緊急刪帖並道歉，但總體上還是正面的、積極的。不過除了這條明線，另一條暗線則往往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對於抗戰正統的不同論述，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爭奪戰，卻從抗戰一直持續至今。

從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談起

在馬英九的行程中，處處都是政治與歷史，且多數參訪地點與抗戰歷史相關，比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拉貝故居、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張自忠烈士陵園、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可以說，每一處參訪地點，都承載着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沉重的災難和記憶。馬英九在參訪這些地方時，也多次表達了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

事實上，在這些官方紀念館之外，中國民間亦通過各種方式接續着對抗戰歷史的記憶。清明節前夕，《香港01》記者在南京實地探訪了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並採訪了博物館館長吳先斌、副館長薛剛。該博物館建館於2006年，位於南京市雨花台區安德門大街48號，據稱是江蘇省第一座反映抗戰歷史的民間專題博物館，由民營企業家、政協委員吳先斌個人投資籌建和運營管理。展館一共有三層，分別為：南京保衛戰主題館、抗戰老兵資料展、抗戰文獻史料館。

不同於官方的紀念館和博物館，這家民間博物館雖然規模不大，但卻嘗試「去中心化」，從各方角度呈現完整的抗戰歷史，包括共產黨的、國民黨的乃至日本方面的。博物館的展品，有的是從民間徵集而來，有的是則是自願捐贈，自願捐贈者中，還有一些人是當時日本戰犯的後代。薛剛說，「作為民間博物館，我們儘量用文物來說話，而且不是光從中方的角度，而是從多方的角度，讓人們看到那段真實的歷史。」在介紹的過程中，薛剛滔滔不絕講述着每一件文物背後的故事，比如因反抗日軍強姦被刺30多刀最後倖存下來的李秀英、用生命照亮歷史的張純如以及義勇軍進行曲唱片的故事等等。

在該博物館的三層，主體是抗戰老兵資料展，包括國民黨老兵和共產黨老兵。在資料展的「前言」部分寫道——「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自2012年以來採訪的1460位老兵，在此挑選出的256位老兵的事蹟，以22次大會戰為主線，結合中國遠征軍及敵後抗日戰場，簡單介紹老兵的籍貫年齡和入伍經歷。其實僅有的兩三百字不能足以闡釋他們的一生，他們每個人的故事，訴說了波濤洶湧的歷史和傳奇經歷，見證了抗戰親歷者的辛酸苦辣和赤膽忠心，捕捉了步履不停的歷史細節，也銘記了鮮為人知的抗戰故事。」

與這些老兵事蹟正對着的一整面牆上，密密麻麻排列着老兵們的手印，多數手印已經成為老兵們留在世上最後的印記。薛剛說，做老兵的口述歷史記錄，等於在與時間賽跑，因為這些老兵平均年齡在95歲以上。也因為有了這樣的記錄，所以在薛剛看來，他們不光是在呈現歷史，也在記錄歷史。「個體記憶是社會記憶和國家記憶的補充。」薛剛說。

採訪當天，館長吳先斌正在接待一批籌拍抗戰題材電影的客人，他頭戴崔健式的五角星白帽，提到馬英九的大陸行，吳先斌坦言自己並不關注，反倒津津樂道博物館四層的四萬多冊藏書。吳先斌說這是自己從世界各地買了揹回來的，「可以說，目前還沒有一家博物館可以有這麼多輔助的藏書，對這一點我是很驕傲的。」吳先斌說，「多一本書，就多一份說話的底氣。」但吳先斌也坦言，從2006年籌辦博物館至今，面臨着「外無援助、內無糧草」的窘境，每年近300萬的投入，全靠其他方面的收入來支撐。「這個事情單靠熱情是沒有辦法持續的。」

不斷髮展中的抗戰史

在訪問過程中，吳先斌和薛剛反覆強調歷史的真實性，但人們也常常會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比如對於國共誰是抗戰主力的論爭，就成了一場公婆之爭，且一直延續至今。

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一方的論述呈現看似矛盾的兩個面向。一方面當面向國民黨時，強調己方是中流砥柱，比如毛澤東在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中的指出——「三次革命（北伐戰爭、第一次國共內戰和抗日戰爭）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在報吿中，毛澤東還提出「兩個戰場」的概念，即國民黨戰場和解放區戰場（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強調中共的軍隊「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並指責國民黨「消極抗日」。

另一方面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範疇中，共產黨則承認自己只是「支隊」，比如毛澤東1956年9月24日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時談到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時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是一個支隊，不是主力軍。」

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之後，政治氣氛和學術研究不再是鐵板一塊，加之中共改變對台政策，也即從解放台灣改為爭取和平統一，故相應地對於抗戰歷史的研究也開始呈現多面向。在此背景下，雖然中共依然強調己方「中流砥柱」的作用，但也同時開始承認國民黨的抗戰功績，並陸續推出不少關於國民政府和國軍抗戰的史料、著作和影視作品。比如北京第一次展出張治中、佟麟閣、趙登禹、李宗仁、郝夢麟、謝晉元、戴安瀾、武士敏、張自忠等國民黨著名抗日將領的照片；《人民日報》多次刊文介紹謝晉元和八百壯士（後來還上映了電影《八佰》）；反映國民黨抗戰的電影《血戰台兒莊》於1986年上映，審片時未作任何刪改，等等。

基於這樣的總綱，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60周年時，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在講話中都強調中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而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北京舉行了盛大的閲兵，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並未延續「中流砥柱」的說法，但比起言語層面，行動層面的變化更值得關注，比如閲兵首次組織共產黨抗戰老兵和國民黨抗戰老兵一起接受檢閲；稍早前民政部聯合財政部按照中央要求為包括國共老兵在內的四類對象發放一次性補貼；2017年教育部要求修改全國大中小學教材，將「8年抗戰」改為「14年抗戰」。

「國共兩黨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體中華兒女不分黨派、民族、階級、地域，眾志成城，同仇敵愾，用鮮血和生命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相互配合、協同作戰，都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2018年7月13日，習近平會見來大陸訪問的國民黨前主席連戰時，如是評價國共在國難危亡關頭的那場聯合抗戰。

作為當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吳先斌的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內，也有專門的一個部分展示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薛剛說，不少來參訪的學生也會問到「中流砥柱」的問題，在他看來，中共在抗戰期間的組織力、宣傳力確實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組織力方面是推動全民族的團結抗戰，宣傳力方面則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取得這場持久戰的最終勝利。此外，薛剛也表示，不管是從人們的關注度來說，還是對國民黨老兵這個群體來說，2014年至2015年都是發生變化的關鍵年份。值得一提的是，習馬會也是發生在2015年。

吳先斌除了強調這一點，更願意將其放在人的有限性上。「每個人的認識都有時代的侷限性，隨着時代的變化會不斷走向開放。就像之前不會有人提國民黨抗戰，官方的態度也在變化。拿我們博物館來說，如果官方不支持、不鼓勵，這個博物館一天也生存不下去。」「抗戰是兩岸對話的基礎，人們對抗戰的記憶其實也在不斷變化，博物館的藏書所呈現的，就是這種不斷變化的記憶，進而看到全貌。」

我們需要怎樣的歷史觀？

訪陸期間參訪眾多與抗戰歷史有關的馬英九，不會不知道國共之間之於抗戰的「一個抗戰、各自表述」的歷史與現狀，至少其在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時，就曾公開表示，「中共曾參與抗戰，我方從不否認；但中共並非居於領導地位，而是輔助地位，也是事實。」所以，台灣政治大學教授石之瑜直言馬英九訪陸是在爭取抗日正統，而在接受《香港01》詢問時，石之瑜表示「（這是）凸顯中華民國的一脈相承。」

此外，石之瑜亦評論道，「從馬英九來大陸爭取抗日正統，到韓國以第三方身份代理日本補償韓國戰時徵工，這兩大事件間接透露，日本作為被動、外在的觀眾身份，得到再一次免費練習的機會。當代日本自居於『戰前日本』之外，在同意後者犯下戰爭罪行同時，進行了與我無關的切割，也就開啟了政治人物無忌諱地繼承戰前思想。道歉問題尾大不掉的原因，就是戰前與戰後日本得到成功切割，起碼在戰後世代的心理已經理所當然，於是他們只是同戰前日本成為同名同姓的無辜第三人。中韓的戰爭記憶不能體諒如此切割。」

上海交通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黃宗昊在接受《香港01》採訪時表示，馬英九此次訪陸目標很不明確，其實際作用力還需要拉開一段時間再看。至於國共之間圍繞抗戰正統的爭奪，黃宗昊坦言歷史事實還是相對清楚的，「不過換個角度講，近年來大陸也越來越願意承認國軍在正面戰場的貢獻，這跟以往差別很大，這說明大陸確實信心提升了，不需要再通過為歷史塗脂抹粉來強化自己的正當性。」

誠如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所呈現的，也如吳先斌、薛剛在接受採訪時所反覆說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遭遇的損失最為慘重的一場戰爭。但對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除了夯實抗戰正統地位，還有更為急迫的一個問題，那就是銘記歷史的同時如何走出歷史悲情和仇恨。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2017年曾在光明網理論頻道發文直言，「長期以來我們進行的是仇恨教育，因為『階級仇、民族恨』能夠最直接最生動最有力地激發精神力量，且高度契合民族文化中的『因果關係』。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系統，由此形成國家定位、價值取向與行為方式。問題在於秉持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是否有利於民族前行。」

「一個國家和民族陷入歷史悲情不能自拔，造就的必定是低境界、窄胸懷、小格局，甚至直接扭曲思維和價值判斷……已經強大起來的中國必須警惕這種情況，否則定讓世界疑慮中國會走復仇的鐵血道路，這顯然不利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對個體來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顯得過於宏大。吳先斌說，「每個人盡到自己的責任就可以了。」畢竟，這場「與時間的賽跑」，隨着抗戰老兵們年歲的增長，已經越來越迫切。而多數人歷史觀的形成，除了宏大的歷史敘述，也需要更多的民間博物館和像老兵們一樣的個體記憶來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