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機構改革・五︱理順一國兩制邏輯　隱含「統一後」台灣想像

兩會閉幕後，3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台灣方面以慣常的「局外人」觀點，紛紛從中共集中和統一權力的角度給出解讀，從而忽略了整份方案的內在邏輯。其中宣布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及其職能的做法和思路，其實不難看出中央有意藉此理順一國兩制的認知和邏輯，確保行穩致遠的治理工作，當中不乏存在着對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的考慮。

先從整份方案的結構來看，如何在推進「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軸下，釐清、確定黨和政府的分工角色，顯然才是這份方案透露出來的關鍵話語。以佔據方案重要篇幅的金融和科技兩個領域為例，便能很清楚地看到，黨中央負責的是全局性的戰略統籌規劃，而國務院則更具體承擔起細節推動和執行，既做到「橋歸橋、路歸路」的明確劃分，往「現代化國家」最有效治理的方向趨近，同時分別應對外部挑戰和內部穩定等戰略性需求。

由此思路來理解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的組建，便能更為清晰地看到其意義所在。香港回歸以後，經歷了包括反修例運動在內的幾波政治動盪，既有來自外部的國安挑戰，也有內部一國兩制框架和邊界的浮動。如今中央對一國兩制的認知往前踏了一大步，有別於過去的消極、被動、區隔，走向積極、主動、融合的「一國兩制2.0」，從而更加強勢的確保一國兩制不會「異化」，為的是追求治港和治澳更能行穩致遠。

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需要看到其承擔了「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責」的三大職能，並具體體現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依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六個方面，本身便可視為中央治港邏輯的大變化，提升港澳工作的層級，從頂層設計逐步往下理順。

其中最為亮眼的要求在於「保障民生福祉」，說明中央看到了存在於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有意積極打破西方名為「繁榮」、實為貧富不均的思維，致力於香港社會民生的公平正義。同時強化來自於中央層級的「督促落實職責」，確保有效治理的政策落地推行。

此番調整雖然是面向於香港和澳門的實際情況，但在「一國兩制」的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上，卻很難說沒有把台灣考量進來。特別是習近平已在2019年提出了「兩制台灣方案」的倡議，對北京而言，「台灣方案」並非港澳模式的百分之百複製貼上，但依舊是要在「一國兩制」的最高原則下完成兩岸和平統一，故而治港治澳的邏輯思路，從中亦能看出北京對於「統一後」治理台灣的擘劃輪廓。

在美國挾「台灣牌」遏制中國崛起的外部衝擊，以及民進黨政府「抗中保台」的敵意操作下，可以看到中共二十大之後的對台政策，無論是對美鬥爭或對台工作都展現出了主動和積極性，尤其是面向台灣社會群體啟動從交流到融合再到促統的「三步走」，不斷強調要向台灣人民分享大陸的發展機遇。因此宋濤就任中央台辦主任之後，接見台灣基層代表、推動恢復直航、陸續開放農漁產品進口等等，都是北京落實「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的一環。

除此之外，近年來中國大陸還不斷釋出「統一後財政收入將盡用於改善台灣民生」的訊號，二十大以及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在涉台段落也都強調了「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這些來自北京高層帶有「中國式現代化」意味的涉台發言，說明了兩岸關係不只是與美台政治博弈的問題，也不只是純然「惠台」或者「窮台」的經濟思維，而是北京站在一國兩制的政策制高點上，思索如何長治久安，瞄準台灣被藍綠政黨惡鬥所掩蓋住的社會不公矛盾，所做出的統一後治理布局。

兩會過後官宣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看似與一海之隔的台灣沒有關係，但無論是北京在應對金融和科技的戰略規劃，還是打破傳統西方主導的政黨政治認知，尤其是透過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重新理順一國兩制治港邏輯、面向統一後的治理台灣想像，對於同時被地緣風暴和統一進程包圍在中心位置的台灣來說，其實很難置身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