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封控抗議背後 呼喚再一次「南方談話」？
「累覺不愛」是內地網路輿論場曾經盛極一時的流行用語，形容疲於奔命、身心俱疲出現的普遍精神狀態，最後走向了迷茫。近期內地四起的各種反封控抗議，可說是在三年多以來嚴格防疫政策下，社會從自信、迷失、無奈走向憤怒的集體爆發，社會上籠罩着一片厚重的「累覺不愛」陰霾。
回首疫情爆發初期，中國大陸官民上下齊心，成功打贏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中國抗疫的成就令外界刮目相看，亦令民眾自信、自豪於中國防疫政策，高度配合國家的各項要求，該核酸就核酸，該靜默就靜默，該隔離就隔離。但隨着時間不斷拉長，病毒不斷變化，防疫政策不斷調整，人們的生活生產需求受到極大的衝擊，再加上海防疫亂象的負面觀感，以及各地層層加碼、一刀切的過度防疫，令群眾情緒在烏魯木齊災難的催化下一觸即發。
內地的人們無不在問，到底何時是個頭？也紛紛在問，中央明明下發了二十條優化政策，何以落地之後反而成了更嚴格且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封控？擺在居民眼前的鐵絲網和鐵皮，令群眾串聯起來，走向街頭、振臂疾呼。一句「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號，折射出來中國防疫政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集體利益與個體生計之間如何平衡，不能再任由無所適從的情緒蔓延下去。
現代化轉型過程的反覆陣痛期
疫情是自然界給人類的挑戰，疫情防控便是給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挑戰。如果在此視域之下來理解，今天出現對封控政策的集體反彈與沸騰民怨，當然是中國國家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必經陣痛。放長歷史眼光，陣痛不會只出現一兩次，而是伴隨着發展和進步的過程反覆出現。這也不是中國才有的特殊性，而是世界上所有現代化國家都有的普遍性，只是中國的具體國情必然使得如此陣痛格外激烈、格外棘手。
中國重大轉型期出現的社會陣痛，不應該忘記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改革開放帷幕之後，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前，政府和民間「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中，擺盪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兩端，最後激化出「姓社」還是「姓資」的分裂。
改革開放路線與政策雖已確立，但思想上的保守性與行動上的因襲性，官僚體系各自解讀、各自觀望，形成腳步不同的多頭馬車，不敢跨過真正走向改革開放的那條線，最後只能退守沿襲過去下來的路徑依賴，無論是農村改革或城市改革都陷入了質疑和困惑的狀態。
舉例來說，起先在農村出現的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的責任制形式，引起當時中共黨內外很多人的疑慮，擔心會不會偏離社會主義，連帶引發基層農村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波動。在國有企業改革上，仍然出現計劃經濟時期的政策限制，當時不乏有廠長、經理聯名上書《請給我們「鬆綁」》，要求企業必要的人事權、財政權和自主經營權等。在個體戶經營上，1982年安徽蕪湖一個炒瓜子工廠，生意相當火熱，僱用了100多人，遠遠超過當時個體戶僱工8人以下的界限，還有人主張對此加以取締。
與此同時，經濟秩序也在新舊體制轉換中出現了混亂現象。包括違反國家規定哄抬物價的行為，緊缺的重要生產資料和多環節經營，各方面對企業的攤派、抽頭和盤剝，以及愈趨嚴重的「官倒」問題。
到了1990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實踐面臨嚴重的困境，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慮，使得一部分人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擔心或是反對，結果導致中國經濟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整體下滑。據統計，1984年至198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五年平均增長率在10.8%，而1989年只增長3.9%，1990年也只增長5%；連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深圳，在當時也受到了重挫，外企撤資，工廠關門，大量打工人返回老家，酒店入住率不到10%。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
在如此的內部環境下，國內政治還發生了六四事件，而國際上則有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西方國家對中國發起的「制裁」，使得人心惶惶，尤其是對社會主義缺乏信心，也有人對改革開放提出懷疑，進而有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
就在此重要關頭，1992年高齡88歲的鄧小平，自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後到訪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並發表一系列講話。針對改革開放到底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與此同時，為了打破官員和社會上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組關係的傳統迷思，鄧小平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這番「南方談話」的重要性，在於為當時目標不明、舉棋不定的社會狀態給了一錘定音的「定錨」效果。一般認為，「南方談話」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
人道關懷和科學管理齊頭並進
事實上，在近期內地對於各種不合理封控民怨沸騰之際，輿論場上湧現一批鄧小平講話的影片，包括他在南巡時說過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並不代表中國社會將如西方媒體惡意揣測的要「共產黨下台」，而是體現了中國社會對於防疫下一步需要一個安定人心、指明方向的「定海神針」。
從今天內地群眾的各種訴求來看，撇除極少數的極端主張，多數人並未否定「精準防疫」總方針，就如同當時並未否定「改革開放」總方針，而是對於地方和基層官僚跟不上「二十條」腳步、各種亂了一盤棋的不當作為感到憤怒。同樣的，當年鄧小平解決了「姓社」或「姓資」的問題，今天中國在面對Omicron的威脅下，也不存在純然「放」或「不放」的單一選擇題，而是如何令人民陸續回歸生活工作正軌的同時，還要保障社會整體醫療資源的充分準備，特別是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種率、重症醫療的擴增、有效藥物的加速研發等等。
近日，浙江宣傳部門一篇《「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的文章在內地網路刷屏，截至11月30日上午6時的閲讀量已高達1,528萬，點讚量達到15.5萬，有3萬2,463條讀者留言。貫穿這篇文章的主旨，其實就在於這句話：「疫情防控是為了防住病毒，不是為了防住人；從來只有『人民至上』，沒有所謂的『防疫至上』」，正是如此實事求是、直面民意的態度和方法，得到了廣大民眾的肯定與認可。
但這對於中國走出防疫困境、開展防疫新局是遠遠不夠的。現在武漢、重慶、廣州一些城市看到了轉變的進展，但民心仍是煩躁的。問題是，全面放開就等於解決了煩躁？還是會有另一個更大的煩躁去取代它？中國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戰略定力，要用更大的力度打擊層層加碼，用更大的力度去最佳化管理，將防控改為管理，繼續沿着人道關懷和科學管理兩條線路並進，同時加大開放力度。那麼，或許時代也在呼喚着再一次的「南方談話」來定錨，讓社會與政府找回原先已被負面情緒淹沒的良性互動和信任，找到共識齊力積極「備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