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觀察・三｜集中權力與開放權利的辯證

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後，外界紛紛猜測中國會否在二十大這一重要會議之後，適時調整防疫政策，習近平所做二十大報告中呈明「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並認為「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積極成果」。11月5日召開的二十大後首場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官方再次明確了「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動搖」。

官方從總體賬、長遠賬的維度出發堅持「動態清零」，自有其理據和邏輯，但對民眾來說，疫情爆發以來卻切實感受到個人權利空間的無限壓縮。

比如在常態化疫情防控的總政策下，核酸檢測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常態，不管是乘坐公共交通還是進入商場、餐館，都要核驗核酸是否在有效期內，健康寶是否「綠碼」，此一防疫模式最初可能是基於防疫的考量，但隨着防疫的推進，健康寶和核酸核查正在異化為一種新型的社會管控的工具。此前河南亂賦紅碼事件，北京為確保首都局勢穩定的「彈窗」，都是將防疫工具演變為社會管控工具的典型案例。

如果說在疫情爆發之初，這種大範圍的權利出讓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彼時病毒是陌生的，致死率高，疫苗等防疫手段還在摸着石頭過河，彼時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採取最為原始的手段應對之，但當疫情已經三年，當世界上多數國家都適時調整防疫政策之際，中國也亟需走出戰時狀態的防疫模式，既要適時引導民眾科學理性認識病毒本身，也要在集中權力的同時最大限度開放民眾權利，這樣才能避免再次發生因恐慌而起的鄭州富士康集體逃亡事件，也才能有效應對下一階段必須面對的防疫政策之變，以及逐步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

基於權力運行的規律，很多人可能會疑惑：在集中國家權力的同時，怎麼可能會同時開放社會權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在接受《香港01》記者採訪時表示，在東亞政治發展進程中，權利保障和權力開放呈現出有規律性的「對沖」，即權利擴大和權力集中並行現象。在房寧看來，把保障人民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統一起來，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基本經驗之一。

具體來說，「中國改革在實踐中的具體內容首先表現在改變計劃經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做法，給人民以自由與權利。保障人民權利的價值在於，以制度形式建立普遍的社會行為規範，並進一步形成經濟活動預期，激勵民眾從事生產和創造性活動的積極性、主動性，這是世界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普遍經驗。中國改革在廣泛保障人民權利的同時，還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功能，這就是中國政治制度與體制具有集中資源的功能，包括調控市場經濟行為、制定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協調區域發展、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等。以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為基本內容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保護權利和集中力量的雙重功能。」

對於改革開放初期開放社會權利實現經濟發展，中共中央黨校一級教授王長江也深有同感，「改革開放就是給老百姓帶來利益，這個問題我之前說過好多次。道理很簡單，並不是說共產黨終於發現了一條特別好的路，號召民眾都掉轉頭朝着那個方向走，而是改革開放前過度控制把整個社會搞死了，最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權力，而限制就意味着放鬆，被放鬆的地方就活起來了。改革開放怎麼起來的，就是這麼一步步起來的。先放開的是農村，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放開之後糧食問題解決了；再放開一點，就到了城市，慢慢向企業放權，讓它們不再是政府的附屬物；有了上面這些，就有了市場。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鄧小平1987年接待外賓時就曾指出：「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至於各種民主形式怎麼搞法，要看實際情況。」「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

但開放社會權力與集中國家權力能否並行，王長江基於權力運行的規律給出了自己的判斷。「自由從來都不只是經濟的自由，還有各種各樣的權利，這就必然和民主相聯繫。在這樣的情況下，執政黨過去那種控制就顯得越來越吃力。但如果讓社會民主發展，就意味着必須削弱黨的權力。這樣一來，發展民主和社會控制似乎處於某種對立的狀態，怎麼辦？不發展民主說不過去，既因為有市場經濟的推動，也因為執政黨設定的價值目標裏有這個承諾，但放任社會，讓民主自然發展也有問題。比較容易被接受的設想便是，發展黨內民主。這不是說不要民主，而是現階段可以先把民主納入到黨內進行探索，黨內有了成功的經驗再推向社會。」

隨着黨內民主的推進，問題也隨即產生，因為權力往後收縮，好多事情不再像過去一樣說了算，經過一番權衡，「先發展黨內民主、社會民主停一停」的聲音越來越強，一些聲音開始把社會民主的發展和黨的執政地位的式微聯繫起來。到了十八大，總的認識取向是，權力還是應該加強，不能讓它丟失，不能讓黨內民主作為藉口，更不能在社會民主發展起來後削弱黨的權威。

所以，集中權力與開放權利究竟能否實現對立統一？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至少證明，要想讓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就必須給予民眾足夠的空間，激發人們的主動性、積極性。疫情爆發以來，各地面對本土疫情時往往會強調「慢下來」、「靜下來」，但往往「靜下來」容易，有時候只需要路徑依賴的靜默、封城，但要想讓整個社會「活起來」，卻是一道難題。而後者，才是關係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也是更為久遠的「人民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