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房寧｜「三無選手」戈爾巴喬夫逝世　為何蘇聯失敗中國成功？

當地時間30日夜，俄羅斯總統事務局中央臨牀醫院發布消息稱，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當晚上因長期重病醫治無效去世，終年91歲。《香港01》記者此前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在房寧看來，由於倉促草率的政治繼承，在重要的歷史關頭，蘇共選擇了新手上路，選擇了一個「局外人」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是個一無經驗、二無能力、三無資源的「三無選手」。清楚這一點，蘇聯改革失敗就不難理解，它有着深刻歷史必然性和制度原因。而對比蘇聯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三大不同，而這三大不同，決定了蘇聯和中國各自不同的命運。

香港01：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末的重大歷史事件，它也直接影響到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以及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中國前外長李肇星在自己的回憶錄《說不盡的外交》中，披露了自己與蘇聯解體主要當事人戈爾巴喬夫的一次偶遇。在那次偶遇中，李肇星就蘇聯解體的原因向他提問，戈爾巴喬夫面色凝重地說，自己最敬佩鄧小平，但俄羅斯沒有鄧小平。能否就蘇聯解體對中國的影響以及對中國的啟示談談看法。

房寧：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與俄羅斯及蘇聯有着密切關係。毛澤東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還有一個說法：俄羅斯是中國的一面鏡子。的確從近代以來，曾經落後的中國一直以北方鄰居俄羅斯為一個重要參照系。

就政治繼承而言，其實中國與蘇聯有相似之處，畢竟蘇聯模式對中國有很大很深的影響。中國體制下政治繼承同樣是一個嚴肅而重大問題。新中國政治體制下的第一次政治繼承發生在毛澤東主席去世後，而這次政治繼承與蘇聯當年在史太林去世後的情況很相似。在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後，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旋即發生激烈政治鬥爭。在毛主席去世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包括毛主席夫人在內的四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即「四人幫」被逮捕。此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發生極大的改變。最後，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新的最高領導層。

香港01：回顧蘇聯解體的歷史，人們看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了，而中國的改革成功了。蘇聯改革為什麼失敗，中國改革為什麼成功，對照起來有什麼不同嗎？

房寧：上世紀80年代，中國和蘇聯都面臨着社會危機，都迫切需要改革。這是毫無疑問的。在中國和蘇聯，改革不是哪個領導人或領導集團主張的，而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當年改革不是問題，但如何改革卻是個大問題。蘇聯也好、中國也罷，當年可是人心思變，進行改革是共識。但如何改革？誰也不知道！尤其在中國，改革更是無先例可循。這樣就有一個方法問題了，事實證明，只有採用正確方法才能走通改革之路，而錯誤的方法會把國家引進死胡同。

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改革開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改革開始於80年代中期，二者在時間上相距不遠。中國改革很快就見到了成效。我們那一代人深有感受的是中國人温飽問題的解決。新中國建立不久，為了發展農業，解決糧食問題，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到1958年「大躍進」時搞起了人民公社。但是一直到改革開放前，搞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居然沒有解決中國人温飽問題，中間還經歷了三年大饑荒，到文革時古來富庶的江南魚米之鄉都有吃不飽的問題了。而實行改革新政僅僅5、6年，即到1984年中國神奇般地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至少解決了「碳水化合物飢餓」問題。中國人基本上能吃飽飯，真是個了不起的成就。而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6年後蘇聯竟然解體了！對比中國和蘇聯改革至少有三個重大區別。

第一，「向前看」還是「向後看」。

中國改革是「向前看」，蘇聯改革是「向後看」。在正式拉開中國改革開放大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共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發言，這被認為是對中國改革開放總綱領的闡述，它為中國改革開放定下了總基調。當年中國與蘇聯也曾相似，從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中國在「左傾」道路上越走越遠，「大躍進」、「反右傾」、「三年困難」、「四清運動」，最後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路折騰下來，國家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當時，有兩大事件直接觸動改革開放的政策大調整，一是廣東的「大逃港」，一是雲南知識青年要求返城的「大罷工」。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兩件事預示着一場全面社會危機即將到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就在這一天，雲南知識青年上訪代表團衝破重重阻力達到北京。當時，中國社會積累了幾十年的問題和矛盾，可謂積重難返，一招不慎就可能引發不可收拾的局面。在這時候，如果清算曆史舊賬，分清歷史上的是是非非，必然重新挑起內鬥。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共確立的「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的方針必然會落空，整個國家就會重新回到「階級鬥爭為綱」的狀態上去，全黨全民就會落入彼此仇視、彼此清算的淵藪。鄧小平看清了中國社會面臨的嚴峻形勢和存在主要問題和矛盾，他毅然決然地把中國人民的目光引向經濟建設，引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他相信，只有暫時放下是非恩怨，靠時間、靠生產發展、靠人民生活的改善，才能醫治國家創痛，撫慰人心。

對比蘇聯，很不幸戈爾巴喬夫選擇了「向後看」，他試圖以否定前人的方法獲得合法性，結果挑起了社會大混亂、大動盪，把社會引向新的紛爭，最後不僅是非沒有分清，整個國家被葬送了。對比中國改革的成功，戈爾巴喬夫從一開始就把改革引錯了方向。我想，戈爾巴喬夫對李肇星說「俄羅斯沒有鄧小平」恐怕就是這個意思吧？！

第二，「兩點論」還是「單向度」。

中共關於改革開放有個「基本路線」，叫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新政之後，社會上十分活躍，各種思想、各種主張紛紛湧現，關於改革也有各種觀念和思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過後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各種思想碰撞達到了一個高潮。為此，會議主辦單位中共中央宣傳部不得不找鄧小平出來「統一思想」。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來到會上發表長篇講話，這就是後來收到《鄧小平文選》二卷中的名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篇講話的核心思想就是兩個：第一，中國必須改變過去的舊政策、舊思路，走一條全面改革開放的新路；第二，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框架內進行。

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什麼在即將開始告別過去，走向未來的時候，卻要提出這「四個堅持」呢？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奧妙就在這裏！當時的中國要走一條新路，但新路怎麼走，改革如何搞，卻無人知曉。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的方法是，既然不知道改革什麼，就從不能改什麼入手。按今天的話說就是：為即將到來的改革設置「負面清單」，這是對改革的未雨綢繆，是風險防控。這確實可以說是中國人的智慧，是鄧小平的智慧。他以辯證的思維方式看待改革開放，他把否定「文革」左傾路線與堅持四項原則「對沖」，並以此設為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由此出發，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修正，儘可能把風險放置於可以調整控制的範圍之內。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大膽改革，成功的推廣，發現錯誤趕快改！總之，鄧小平指導的改革開放的靈活雙向的。對比戈爾巴喬夫「單向度」、「單車道」的有去無回的改革，其中的奧妙一目瞭然。

第三，「摸石頭過河」還是「一攬子計劃」。

「摸着石頭過河」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一句名言。它的意思是，在改革開放的探索中強調實踐第一，從問題出發，靠問題推動改革開放，而不是事先人為地制定一攬子計劃或搞什麼「頂層設計」。改革開放無現成經驗可循，改革現有制度和體制十分複雜，從問題出發可以避免主觀性、盲目性，可以避免系統性風險，將可能遇到的問題和風險置於可控範圍內。「摸着石頭過河」還有一層意思是經過試點，採用「試錯法」。中國改革開放從開始時就採取試點方法，如1979年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對外開放特區，對改革開放舉措進行實驗。在實驗、試點的基礎上穩步推進、逐步推廣。

而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從「頂層設計」開始的。他的《改革與新思維》就是一個從理論到實踐，從國內到國際的「一攬子」方案。而社會問題是複雜的，社會進程是「單行道」，一旦失誤滿盤皆輸，連糾正的機會都沒有。蘇聯改革就是吃了這個虧。

我們今天回頭來看，當年中國和蘇聯都搞改革，為什麼中國成功，蘇聯失敗了？一直以來有一種很流行的陰謀論說法，說戈爾巴喬夫是個背叛者。我以為，如果從客觀效果上說他背叛也不為過。但從主觀上看，我不認為戈爾巴喬夫是故意要把蘇聯搞垮。改革不是他的個人意志，而是整個蘇聯社會上下的共識，他不過是個主持人。戈爾巴喬夫的問題，前面也說過了，簡單否定過去是錯誤的，從根本上改變蘇聯制度也是行不通的。中國則不然，當時中國面臨的危機和問題絲毫不遜色於蘇聯，甚至更為嚴峻，中國那套「左」的東西實在搞不下去了，必須改革，必須開放。而中國幸運的是選擇和採取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方法。

聯繫到政治繼承問題，這也是中國與蘇聯的一個區別。由於倉促草率的政治繼承，在重要的歷史關頭，蘇共選擇了新手上路，選擇了一個「局外人」。他是個一無經驗、二無能力、三無資源的「三無選手」。清楚這一點，蘇聯改革失敗就不難理解，它有着深刻歷史必然性和制度原因。

而中國改革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為毛澤東的繼承者鄧小平的個人素質。鄧小平是中共的早期領導人，有着長期歷練、豐富經驗和深厚資源。他在中國政治舞台三落三起，是一個眾望所歸的人物。因為「文革」中鄧小平被打倒，「文革」後這反倒成了他的巨大政治資本，鄧小平因「文革」受難而擁有了更大的威望。而即便如此，鄧小平上台後，並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1981年所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一定程度上否定毛澤東「左」的錯誤，從而為改革開闢道路，但同時又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在中國革命、新中國建設中的功勳，這樣就避免糾纏於歷史恩怨。鄧小平對毛澤東進行「三七開」的評價，既有否定又有肯定，這樣就使對毛澤東的繼承擁有了歷史合法性。而戈爾巴喬夫誤以為否定了前人可以樹立自己的威信，結果適得其反。從歷史規律看，政治繼承不能輕易否認前任，而是應儘可能地繼承前人的合法性資源，正所謂：繼往開來。

香港01：你很清晰說明了蘇聯和中國改革在指導思想和方法的區別，說清楚了政治繼承對後續政治家和政局的重要作用和影響。看來建立一個規範有序制度化的政治繼承體制，對任何一個國家或政治體制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那麼，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在政治繼承方面有什麼創新或改進嗎？

房寧：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從古至今政治繼承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政體都不能迴避、十分重要，且又相當困難複雜的問題。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形成了一個新方法。我把它稱為：政治核心過渡體制。

從十月革命以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繼承的歷史經驗教訓看，政治繼承中有一個兩難問題，即被繼承者和繼承者之間的平衡問題。一般來說，老一代政治傢俱有成熟經驗和豐富資源，但進取心和精力不足。為保持政治體系活力應當不斷有新生代來接替老一代。從新生代看，他們具有朝氣活力，勇於進取，但經驗不足、資源不夠，一旦接班難免有「新手上路」問題。合理有效安全的政治繼承應該兼顧這兩方面，但在實踐中這兩方面很難兼顧，難有萬全之策。

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再一次復出後，就高度重視中共的政治繼承問題。按當時是說法，這就是幹部「四化」問題，即要實現中共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其中年輕化是關鍵。但如何實現幹部「四化」，實際上並不容易，開始時候只是實行了退休制度，騰出崗位讓年輕幹部上來。在最高層鄧小平以身作則，主動選拔年富力強的中年幹部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我想，這與當時蘇聯的做法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但事實證明，果斷提拔新生代也有其問題。中共在改革開放後，連續兩任總書記先後下台都未能真正接班。這給了中共領導層，也包括鄧小平很大的衝擊，同時也啟發他們採用新的做法以解決「接班人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新型的政治繼承體制被選擇和創造了出來。這就是我所說是「政治核心過渡體制」。先說個政治哲學問題。政治學上有所謂「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政治價值觀。這裏說的保守與自由，與社會上以及經濟學中保守與自由有所區別。政治學上，作為政治價值觀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意思是，保守主義的價值取向是對固有價值的堅守與回歸，以保持和煥發制度的價值與活力。這有點像現在說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而政治學上的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是追求變革，通過變革來求得發展。應該說，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哲學觀念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是各國政治實踐的歷史和現實中的客觀存在。鄧小平創制的政治核心過渡體制，如果從政治哲學角度看，可以說是將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結合起來的一種人格化的政治繼承體制、接班體制。

具體來說，在政治核心過渡體制之下，作為過渡由新生代和老一代分享政治權力，從而避免權力的截然交接。在過渡階段，由新生代負責政治權力日常運行，即由新人執掌政治體系的「前台」。而老一代資深政治家在「後台」保留最終決策和裁判權。經過一段過渡，最終把「前後台」統一起來，把決策權、執行權統統交給新生代，完成政治繼承。這樣體制在中國也被稱為「半退制」。這樣做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新生代年富力強，勇於創新，積極進取，可以帶來活力，推進事業快速發展。但新生代經驗不足，在探索中難免會出現失誤，甚至走錯方向。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依靠老一代的經驗和穩固的政治立場牽制新生代的魯莽和輕進，規避風險，減少損失。這種體制相當於給政治權力體系加裝了一道保險閥，繫了上一條安全帶，以確保政治體系不偏離正確的政治方向，不發生顛覆性錯誤。

香港01：這樣的制度是一種「潛規則」嗎？

房寧：不是「潛規則」，而是屬於政治體制的內部制度。這是一種政治繼承過渡性制度安排。我認為，在政治繼承過渡期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現為，執掌最終決策權的老一代不是事必躬親，一般不參與日常工作，而在三種重大事務中發揮作用。這包括：重大人事問題上的參與權、表決權，重大決策的參與權和危機處理的參與權。

香港01：所以中國還是很幸運的，後續政治繼承的問題有可能再出現搖擺嗎？

房寧：當然是幸運的了。我以前寫的文章裏也說過「我們是幸運的」。儘管我們不能把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歸功於某些少數人，甚至不能歸功於鄧小平個人，但鄧小平和老一輩領導人起到了很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這幾代中國人是幸運的。

至於說政治繼承的穩定性、制度化問題，這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蘇聯是一個教訓，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基本的制度應該是有了，也實踐過了。但能不能繼續，能不能鞏固，那要看發展，那是以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