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白恐受難人馮守娥辭世　她寄望「兩岸永遠沒有戰爭」能實現嗎

台灣著名社會運動家馮守娥以92歲高齡於8月27日凌晨逝世，其生前與同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的丈夫陳明忠，終其一生投入台灣社會改革運動、兩岸和平統一運動，以及原住民歷史正義運動。台灣首部以女性政治犯為主角的電影《流麻溝十五號》也將在10月份上映，馮守娥的離世與該電影形成了對話，並撐起台灣社會反思統獨與家國歷史的空間。

歷史的豐厚性不僅「民主自由」

據電影製作方的說法，《流麻溝十五號》改編自歷史工作者曹欽榮的《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一書，講述1950年代台灣女性政治受難者到綠島集中營進行「思想再教育」的真實故事。該電影出品人係民進黨出身的政治人物姚文智，在宣傳上強調主角「只是讀幾本書、唱幾首歌就『被消失』」，將「一生只開一次的青春，獻給追求自由正義的夢」。

就此敘事手法來看，與《返校》等近來在台灣熱門的影視作品類似，透過台灣綠營官方推動的「轉型正義」史觀，將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生命史與「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結合起來作為主要訴求，並進一步擴展聚焦於女性受難者。不過在史觀與論述模式的框限下，台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背後涉及到的國共內戰史實，以及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與選擇，卻往往也被隱沒進主宰當代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統獨認知之中。

換句話說，由於在政治人物的主導下，兩岸分離與對中國大陸的拒斥，在台灣多數人的眼中已視為理所當然，從而將此認識回過頭去套用在光復初期至1950年代整個中國範圍內的國共道路之爭與政治殊途。從而把不見容於國民黨政權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也簡單理解成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犧牲，進而用當代的「人權」話語來解讀白色恐怖歷史，作為對抗「沒有人權」的中共的歷史養分之一。

不過，馮守娥生命史展現出來的女性位置，及其信念道路的選擇與堅持，卻恰恰挑戰着上述的台灣歷史認知。

從日據民族差別到光復開明風氣

1930年馮守娥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宜蘭，母親共生下14個孩子（順利長大的則有7男2女）。在此成長環境下，父母親依舊重視教育，堅持女孩不送養也要求學，讓她體會到女性生活的辛苦，建立起女性意識，還曾經立志當醫生解決女性的經期痛苦。她也記得父親教唱日文歌，歌詞反省出生下來只是吃喝玩樂的話，跟禽獸有什麼兩樣；還教讀《孟子》等思想，讓年幼的馮守娥開始思考人類生活的意義，以及「和平」對人生的重要性。

馮守娥畢業於蘭陽女子中學（原蘭陽高女），當時能考上的台灣人並不多，能讀到畢業的更少。馮守娥在學校體會到日台之間的民族差別待遇；台灣光復之後，從大陸赴台的年輕教師帶來的開明的書籍、思想、風氣，她們讀到茅盾、巴金的文章，學唱《義勇軍進行曲》，研讀《三民主義》，討論五四運動、婦女地位與男女平等的問題。除此之外，兄長馮錦煇也是她的啟蒙老師，帶着她一起研究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等思潮異同。

在馮守娥學習國語文的過程中，她曾經寫下《台灣解放的一天》、《論台灣婦女》、《論中國教育》等三篇作文，記錄了她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那一天台灣人的喜悦，以及台灣婦女應多關心社會、提高眼界的看法，還比較了日本教育與中國教育的優缺點。這三篇文章大致呈現了青年馮守娥的「三觀」。

民主公平的社會　平等和平的世界

日後她在接受學者訪談時提到：「自從看清楚我們曾受過的日本帝國殖民生活之痛苦後，我們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我們身為中國人，應該要變強，強而不稱霸是好的，強才能自助，自助才能助人。」這也是她與夫婿陳明忠的共同理念，故而將其兩個女兒取名為「志民」和「志平」，「為了爭取民主而公平的社會，以及平等而和平的世界。」

高中畢業後一年的1950年，馮守娥與其兄馮錦煇雙雙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理由是馮錦煇涉入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蘭陽地區工委會」案，而馮守娥則是因為參加讀書會。同年馮錦煇被判處死刑，10月2日執行槍決；馮守娥則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8年，直到1960年5月31日出獄。

哥哥馮錦煇之死令馮守娥極其傷心，但她認為「人生就像一根蠟燭，只要可以照亮別人，就有價值了。」曾與馮錦煇同牢房的陳明忠對其「視死如歸」記憶深刻，當馮錦煇要被帶出去槍決前，與同房難友一一道別，「我握住他的手，那是熱騰騰的手，我心裏跳了一下，怎麼這個人臨死前一點都不害怕？！」

馮守娥出獄之後，與多數政治受難人的遭遇雷同，在求職上都受到了不少波折。比如她缺乏公司上班經驗，連電話也不會打，為此跟妹妹到電話亭練習打電話，但在公司聽到鈴響時還是會緊張到拿反話筒。她在職場上不只感受到因坐過政治牢而被警察監視的困擾，還體會到對女性的差別待遇，曾經寫信給高階主管表達抗議。

不改其志投身到統一與解殖運動

馮守娥與丈夫陳明忠是在藥廠工作相識而結婚的，婚後11年的1976年，因友人黃順興之女黃妮娜秘赴大陸返台後被捕，陳明忠受牽連被控「仍嚮往與共產黨聯繫」從而二度入獄，被以台灣《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唯一死刑」起訴。馮守娥當時帶着11歲與9歲的女兒展開艱辛的救援工作，期間兩度被留置審問，付出高額律師費卻無下文，還被調查人員偷收走了身分證、戶口謄本等關鍵證件。

經過馮守娥鍥而不捨的奔走，美國港台留學生發動示威遊行，並發起募捐，集資1萬6,000美元在《紐約時報》頭版刊登「反對政治迫害　立即釋放陳明忠」的援救廣告，還有國際特赦組織介入協助。在海外極大的壓力下，最終促使國民黨政府改判陳明忠15年有期徒刑，繫獄11年後得以保外就醫。在此期間，馮守娥一邊營救丈夫，一邊靠着在補習班教授日文和翻譯日本節目的收入為生，同時不辭辛勞帶孩子去探望陳明忠，「我要讓孩子從小就知道爸爸在那裏發生什麼事情」。

1987年馮守娥與陳明忠等「老同學」（政治受難人互稱）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不改其志投身到社會民主抗爭與兩岸統一運動。同時積極參與亞洲地區的反帝解殖運動，包括1998年68歲時出席韓國舉行的第二屆「東亞和平人權國際學術大會」，發表題為「台灣白色恐怖與女性」的報告；又在72歲時與高金素梅前往日本靖國神社抗議，在日本友人的建議下發起訴訟案，要求日方將靖國神社中與二戰戰犯合祀的台灣原住民牌位移出。

兩岸還保有着一扇歷史和解之窗

回首馮守娥一生，兄長犧牲於國民黨政府白色恐怖的槍口下，自己和丈夫則長年困坐政治囹圄。她曾說過，「我這一生除了受到政治的壓迫也受到性別的壓迫，但我希望所有的不合理都將消失」。在此初衷的推促下，馮守娥始終銘記哥哥的遺言「『為了民族的尊嚴和社會的正義與公平』而犧牲」，更矢志「兩岸不只要現階段和平，還必須永遠和平，兩岸不僅現在不要打仗，還必須永遠沒有戰爭」，並「希望和平統一的春天趕快來」。

對「和平」的嚮往，以及對「統一」的追求，是馮守娥從生命難關中深刻體察到的信念，更是她以女性的身份，作為女兒、妹妹、妻子、母親等多重角色上展現出來的温柔與堅持，從家到國的轉換過程中，透過覺醒與反抗而找到「度過這冷的冬天」的方向。馮守娥用她的實踐說明了，不只是「讀幾本書」、「唱幾首歌」就「被消失」，也不僅是簡單的「追求自由正義的夢」，而是要在沉重的歷史面前，勇敢且無悔於對家國未來的信仰與求索。

於今台海情勢危急，台灣面對着越來越接近的統一腳步，又有着外來藉由「台灣牌」挑動衝突的危險，走到了新局下的十字路口。對於未來抉擇的艱難，以及放下政治成見的痛苦，其實歷史一直為兩岸保存着一扇化解仇恨之窗。馮守娥和她的「老同學」們的故事，不只值得台灣社會有所反思，也是香港和中國大陸重新理解和看待台灣問題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