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性不足、專業度不高？智囊學者房寧詳解變革時代的中國政治學

編者按：我們處於什麼樣的時代？中國未來向何處去？面對激烈動盪的世界，很多人可能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曾經兩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講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在今年6月出版的《向實求學：政治學方法五講》一書中給出了這樣的答案——「我們處在大變動、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也就是中國快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時代。變動、變革和發展的時代是實踐走在理論前面的時代。」面對急速發生的變化和走在前面的實踐，理論如何跟上並走出學術研究原創性不足、研究方法專業化程度不高以及學術共同體發育滯後的問題？作為專業的政治學研究者和身體力行的實踐者，房寧在《向實求學：政治學方法五講》一書中給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論。在此分享該書「寫在前面的話」，供諸位參考。

政治學是一門綜合性、實踐性很強的學問，是一門經世致用的學問。政治事物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無處不在。但政治事物是複雜的，是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獲得解決的最終「角鬥場」。大量政治事物又是隱秘的，普通人難於涉足甚至難以察覺。因此，政治學是一門艱深的學問。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在中國高校中被取消，一度沉寂。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著名談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他指出: 「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由此，中國的政治學教學與研究工作得以恢復。40多年來，政治學、法學、 社會學和世界政治這四大「補習生」，緊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程而獲得新生和發展。但由於種種原因，政治學與其他三門學科相比，處於較為落後的位置。

當前中國政治學發展的不充分與滯後主要表現在學術研究原創性不足、研究方法專業化程度不高，以及學術共同體發育滯後等幾個方面。從專門化到專業化是所有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的規律，中國政治學正在經歷着這一進程。但是，與相關學科相比，中國政治學缺乏專業性的研究方法，這突出地表現為當前政治學研究方法和話語體系還在大量採用社會科學一般研究方法和表達方式。

政治是社會公共生活中一個受到普遍關注的領域，政治事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公共話題。人們可以從多種角度、運用不同的專業知識，觀察、研究、探討政治問題。但是，研究政治問題不等於政治學。專業化的政治學研究，應當是具有特定目的、滿足特定需要、採取特定方法進行的政治問題研究。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是政治學學科建設的靈魂。沒有專屬概念體系和方法體系，政治學就不能與其他相關、相近學科加以區別，就不是一個發育成熟的學科。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政治學發展的主要任務就是探索和建立專業化的研究方法和話語表達體系。

我於1982年大學畢業留校任教。開始的時候，我跟隨北京大學的向青老師和我所在的北京師範學院 (今首都師範大學) 的許俊基老師研究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問題，同時也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教學與研究工作。1987—1988年，我赴美國進修政治學。回國後轉入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2001年，我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分管科研工作。後來又擔任了黨委書記、所長等。

在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以後，我的科研工作發生了很大轉變，跟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發展、轉型，我逐漸成長為一個專業的智庫型研究人員，主要從事中國政治建設、政治發展相關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以及政策問題的研究工作，承擔和完成了黨中央、國務院的有關部委、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以及一些省市交辦和委託的大量調研任務和研究課題。20年來，我主持和承擔主要工作的課題有一百餘項。這些課題幾乎覆蓋了中國政治建設、政治發展的各個重要領域，涉及眾多內外政策問題。2008年以來，我還主持和開展了政治發展的國際比較研究。

這些經歷，對於一個政治學學者來說，是十分難得的。我自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之後，便有意識地在進行大量調查研究和完成各式各樣的研究課題的同時，進行學術積累，從實際問題的研究中觀察、思考、歸納、抽象及檢驗相關的政治學理論和方法問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記得1994年的時候，當時《政治學研究》的老編輯徐功敏先生對我說過一句話:「方法是政治學最需要重視和研究的領域。」多少年來，這句話我一直謹記在心。在做大量調查研究工作的過程中，我一直在留意、思考和探討政治學研究的方法問題。多年來，我在政治學研究方法論方面積累了許多，有些是經驗，有些也許可以稱為方法，有些還只是做法。無論如何，方法也好經驗也罷，抑或只是做法，我想這些並不僅僅屬於我自己。我有責任把多年來在為國家、為人民搞研究、做學問中間獲得的經驗體會梳理總結出來，交還給政治學界的同仁，交給年輕一代的政治學人，希望對政治學事業、 對年輕一代有所幫助。

在我多年，尤其是近20年來的學習、觀察和研究中，對於學術研究方法，我獲得了一個深切的體會，那就是：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學問，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做學問的方法。中國古人有云：「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我想學術研究方法上的道理亦如此。學術研究的對象、內容和方法，一定會因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化。學術研究源於時代又服務於時代，故學術研究要跟隨時代而變化。

我們處於什麼樣的時代？我們處在大變動、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也就是中國快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時代。變動、變革和發展的時代是實踐走在理論前面的時代。因此，在這樣的時代做學問必然要以實踐為導向，學者要向實踐者學習，向實踐求知識。中國古代戰國時期，秦國因商鞅變法而崛起。《商君書》中提出了「以吏為師」的思想，意在引導民眾向掌管律法的官員學習，以此來規範民眾行為。「以吏為師」不能簡單理解為以當官的為榜樣，誰官大誰掌握的真理多，而是提倡向國家治理實踐中的操作者學習。在變革和發展的時代，學術研究要向實求學，要向有實踐經驗的人學習。

變革時代要向實求學，體現在方法論上就是要以觀察法為主、以歸納法為主，即主要的方法是觀察社會實踐並從中發現規律，歸納知識，提煉理論。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學術研究主要不是採用演繹和推論的方法。觀察法和歸納法，是變革時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時代特色。 在我個人的科研實踐中，我逐漸摸索、體會到的是：要用腳底板做學問，走到社會實踐當中，走入人民群眾當中，走到現場觀察體驗，搞清事實，還原事件，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總結經驗，提煉理論，貢獻新知。學問就是這樣做出來的，知識就是這樣獲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