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專訪】對話房寧：百年大黨能否跳出歷史週期律（上）
導語：1945年7月初，毛澤東與國民參政員黃炎培在延安窯洞中的一段有關「歷史週期律」的對話，至今仍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彼時，毛澤東面對黃炎培「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追問，給出斬釘截鐵的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時至今日，距離「歷史週期律」的窯洞談話已經過去七十餘年，中國也通過艱難探索和改革開放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國情和發展需要的新路，但如何才能避免「人亡政息」，如何才能跳出「歷史週期律」，是懸在中共頭頂的一把利劍。已經結束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之《決定》，雖然看上去是一份制度設計的檔，但實質上是向世界宣告「中國之治」，習近平這位強勢領導人也試圖通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來夯實毛澤東七十多年前在延安的回答。
圍繞四中全會及歷史週期律，香港01記者專訪了曾兩度擔任中共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講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房寧。在房寧看來，四中全會的含義首先就在於肯定，肯定中國所走的道路。至於中共能否跳出歷史週期律，關鍵要看實踐，至少目前最高領導人有很強的危機感。
本次訪談分為上、下兩部分刊出，此為上篇。
香港01：長達一萬八千餘字的四中《決定》，很多人直呼「看不懂」。習近平在「說明」中表示，《決定》回答了「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這一重大政治問題，也提到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但沒有具體展開來說。你作為政治領域研究專家，怎麼解讀這份紅頭文件？又怎麼理解習近平所說的重大政治問題？
房寧：我覺得四中《決定》體現了一個制度自信，因為中國建國七十年，改革開放四十年，四中全會就是對七十年和四十年做了一個定性評價，結論是兩個字「成功」。也就是說，總體上七十年儘管經過很多曲折，但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工業化基本取得成功。從七十年甚至百年的歷史貫穿來看，中國從一個積貧積弱一盤散沙的國家，變成如今這樣一個初步繁榮強盛的國家，至少應該說明中國走的道路和這套制度是正確的、行之有效的。所以這個時候用決議的形式加以總結，其含義就在於肯定，這樣做具有實際意義，就是未來中國還要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不能動搖。
但是堅持什麼？實際上並不是說一切都是好的，因為任何一個制度都不會一勞永逸，所以只是肯定了其中最基本的原則。這次四中全會有「三個根本」：第一個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中國的根本制度；第二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第三個是共產黨的領導制度，這是中國的根本領導制度，而且第一次將共產黨的領導稱為一種制度，帶有統領性。
所以「堅持和鞏固什麼」，作為最根本的方面是不能動搖的，社會主義、共產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不能變的，至少到兩個一百年，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東西都要堅持。與此同時，這個制度還必須與時俱進，也就是要「完善和發展」。因為實際上這個制度之所以成功，它本身的含義也有不斷發展和因時因地而變化的內涵。
香港01：你剛提到「堅持和完善」的部分，第一次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稱為一種制度，《學習時報》11月18日發表題為《為什麼說我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說法是錯誤的？》的文章，似乎在釐清革命黨、執政黨之間的認識誤區。而早在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就提到了革命黨與執政黨的問題，並直言「有人說，我們黨現在已經從革命黨轉變成了執政黨，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但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結合四中全會第一次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稱為一種制度，是否可以理解為，習近平試圖將中共定義為「領導黨」？
房寧：革命黨和執政黨的轉化，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到本世紀之初，中國一些內部的討論，實際上官方始終迴避這個問題，既沒有承認也沒有批判。這個問題更多涉及一些意識形態表述的問題，確實也是爭議的問題。但不管是叫作革命黨還是執政黨，或者領導黨，都只是一個叫法本身並不重要。中國共產黨現在的理論、核心問題和核心要義，是領導改革開放，領導現代化，所以不管怎麼叫，所謂的革命也不是原來領導階級鬥爭時候的革命。再加上社會階層本身的變化，共產黨的執政也不全然是毛澤東時代工作重心轉移之初的執政。
拋開叫法層面的糾葛，我們用其他一些表述，實際上也解決了這個問題，比如說「三個代表」。因為「三個代表」很明確地說明，共產黨不再是中國某一個特定階級階層的代表，也不再排斥其他階級和階層，而是代表中國社會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即涵蓋了社會主要的階級階層共同的政治代表，它的宗旨和使命就是不忘初心，這都是自洽的。不忘初心也不是原來的表述了，現在的「初心」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換句話說，只要能夠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社會階層都是人民的範圍，都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都是共產黨要代表的。所以政治語言通常不會說那麼清楚，而是要從理論上講，中國共產黨不再是單一階級、階層的先鋒隊，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代表，也包括改革開放後的新興階層，比如企業老闆，城市白領等，當然也包括其他。「三個代表」的理論實際上就解決了所謂執政黨和革命黨的問題，也就避免了所謂話語上的變化。
香港01：這是否也解決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問題？長期以來，中共都面臨著執政合法性的追問。《決定》中提到的「十三大顯著優勢」，將中共集中統一領導當作第一大優勢，而且統領其他十二大優勢。你前面也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一次制度化了，而且是根本制度，不容動搖。
房寧：執政合法性的問題永遠存在，所謂合法性就是社會對一個政權的認受度，所謂認受度就是接受度，一個政權真正能得到社會的支持不容易。假定只有30%的人支持，70%的人不反對就行，都叫認受，合法性的衡量指標就是認受度。嚴格來講，合法性應該叫正當性，合什麼法？自己定的法肯定合，實際上執政的正當性，也就是為什麼保持執政地位。需要的一個條件，就是人民的認可和接受，認可和接受還不太一樣，之間有個比例問題，不管怎麼樣只要有這兩個就足夠啦。
香港01：四中全會之後，中國官方媒體普遍都在用一個表述，就是「中國之治」，其實更準確地說，是「中國之制」、「中國之智」與「中國之治」的三統一。經過這麼多年實踐，中國的確給世界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你怎麼理解「中國之治」的內涵和外延？對世界來說，中國提供的可能性意味著什麼？
房寧：為什麼中國在這個階段要實行這樣一種制度。我認為這個制度是階段性的，也是各國的經驗。
工業化階段的社會狀態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中間的關聯可以用四個變化來連接：社會大流動、財富大增加、關係大變化、身份大改變。放開了權力以後，群眾的積極性來了。積極性就是追求財富，使人心不倦，滿足各個階級、各個集團、各個人的慾望。
這裡有兩種途徑，一種途徑就是通過經濟社會，包括生產活動、經營活動、創造性的勞動三大類來實現意義，比如說生產性激勵和分配性激勵。另一種途徑就是政治，就是通過正當的集體行動，包括政治參與等來改變規則，實現自己的利益。
以前我們常說，共產黨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把人民頂在頭上，共產黨每個人都有犧牲精神，沒有自己的私利。而現在是功能性的闡釋，比如說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一以貫之的實施。從客觀上說明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必須關閉權力通道，開放利益。這效果就形成了一種生產性的激勵。想實現價值，實現美好新生活，只能通過受教育、經營性活動、生產性活動和創造性勞動獲得，而不是通過政治性，這就是中國道路的邏輯。
中國的改革開放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從文革當中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態度為主決定地位，變成了以受教育和個人成就為主決定地位。韓國、印尼和台灣都是如此。這意味著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憑藉個人努力，就能夠實現個人價值。這就構成了整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動力。共產黨領導的同時，讓很多人參與其中，這就是分配性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