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台灣「回歸母國不適症」是怎麼形成的？︱專家有話說
香港回歸25周年當天，習近平在慶祝大會致詞時特別強調，要引領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香港回歸以來發生的動亂，在台灣光復初期也發生類似的經驗，台灣知名作家鄭鴻生認為，兩者背後有共同的歷史性因素，比較的意義在於它們都是在19世紀時先後被列強割據的中國領土，也都在回歸母國時產生了衝突。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文學所於7月13日舉行「帝國的非物質遺留──論台灣與香港被佔領經驗的異同」專題講座，邀請鄭鴻生主講，由該院教授朱雙一主持。鄭鴻生聚焦於香港和台灣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語言與人才培育政策，形塑了兩地知識精英的文明優越感，同時又缺乏國家觀念，從而造成「回歸母國不適症」。
帝國教育政策與漢語傳承差異
鄭鴻生首先盤點了英日兩帝國施行的不同現代化策略，指出日本帝國作為學習西方的後起現代帝國，抱持着要當「帝國主義世界模範生」的不甘認輸心態，卻又有着對自己過去「落後」狀態的羞恥感與自卑感，特別不能忍受這些新佔領地的落後狀態，而要對其實施大規模的現代化改造，於是在台灣留下數不清的痕跡，包括從「公學校」（給台灣人就讀的現代小學）到中學校的全日語教育。
相較於此，老大帝國的英國沒有這種心理糾結，它在香港只是在統治一群被它認定是落後的子民，一切以維持其統治與帝國全球策略為考量。因此，它在香港除了以中央書院與香港大學等學校來培養中上層管理與中介精英外，並沒有像日本在台灣那樣在中下階層強勢施行現代化教育。
英日不同的教育政策，帶來了漢語傳承的差異。鄭鴻生分析，台灣的漢語方言閩南語或客家話經過日據時期都發生了傳承的斷裂，接受日語現代化教育的「乙未世代」，雖然在家中鄰里還能運用閩南或客家口語，卻開始喪失母語的論述與書寫能力，日語成了他們主要的現代化論述與書寫語言。
而香港在港英時期卻由粵語一支的廣府話一統天下，成為香港人的通用語。再加上19世紀末中國大陸的革命運動一直到新中國的胎動，令港英當局十分不安，其為了對抗中國革命運動，於是鼓勵傳統漢文書院的發展，想以保守派來抵銷革命派對香港的影響。港英政府要到1949年之後才開始大力推廣小學普及教育，不論是課本教材或上課語言都是廣府話，此後在與中國內地政治發展脱鈎的歷史情境下，廣府話最後成了香港人的通用語。
鄭鴻生強調，雖說英語在香港還是最高階的語言，由於有這個廣府話來作為上下一體通用語言的條件，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後，就未如1945年台灣光復後幾乎整代知識精英的失語狀態。由此可見，英日兩國對其佔領地的不同語言政策，造成港台在母語發展上的差異，對後來的政治發展也有着很大的影響。鄭鴻生舉例，2014年台北太陽花運動的現場，演講台上與網路上的論述語言與文體都是國語；反觀香港，廣府話是佔中與反修例現場的唯一語言。
人才培育思維與治理能力匱乏
除了語言政策不同的脈絡之外，鄭鴻生也注意到帝國人才培育政策對社會自我治理埋下的影響。鄭鴻生回顧日本在1928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不過這所日據時期台灣唯一的大學，是為培養日本的統治精英而設的，且為了配合帝國的南進政策，更被賦予南洋研究的重任。台灣總督府提供台灣人中學畢業後繼續求學的主要是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商業專門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與台中農業專門學校等四所專業技術學校。
從這整個教育體制可以看出，日本總督府並不想培養台灣人的政治管理人才，以及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全島整個行政體制裏，台灣人只居於中下層單位裏的少數，以警察系統為例，基本上只能當基層的巡查或巡查補，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在日據時代就當過巡查補。
與台灣經驗不同的是，鄭鴻生表示，雖然英國沒有如同日本在香港推行同化政策這樣的強勢作為，也沒發生要香港居民效忠大英帝國為其死命之事，但港英政府卻也透過各種類似手段「皇民化」了不少香港精英，在其統治後期還培養了一批能中英文並用的香港人管理人才，中下層公務員就是由這批人擔任。
1997年回歸後，香港也就是由這批人繼續維持自我治理的穩定。然而就如近年來香港動亂所顯示的，這批港英政府所培養的在地管理精英，只能在政治安定的情況下維持治理的延續與穩定，卻還是缺乏亂局中所需要的政治領導能力。而且港英當局在1980年代香港確定回歸中國之前，從未給予香港居民民主權利。這一點與台灣的日據時期基本一樣，同樣造成了社會自我治理能力與現代政治經驗的嚴重匱乏。
殖民後遺症與現代文明優越感
從教育、語言、人才培育政策來看，鄭鴻生認為台港兩地居民在個別被日英帝國統治之後，繼承了看似不同的帝國理念，而且這些理念其實都被在地化，甚至扭曲變形了，而最終都造成回歸母國的心理障礙。
日據時期台灣人開始接受西醫的治療以及中醫的沒落，令醫學校變得熱門起來，在沒有其他出路的情況下，台灣西醫培養學校成了台灣人子弟的新功名標竿，甚至像蔣渭水、翁俊明、賴和、杜聰明、李應章、許強、郭琇琮等抗日志士與左翼分子也都出自醫學培育體系。台灣光復之後當醫生依舊是台灣子弟的奮鬥目標，後來也都成為社會賢達，擁有較大的發言權，進而從政，形成了畸形的人才分佈。
香港在英國的統治下則有另一番景象，香港的醫生沒有台灣那麼風光，但律師與法官的光圈則比台灣發亮很多。鄭鴻生質疑，一般認為，「法治」是英國留下來值得炫耀的精神遺留，然而反修例動亂髮生諸如衝擊立法會與法院、打砸搶商店、圍攻異議者等諸多暴力事件，卻被不少香港居民與知識分子接受，似乎又顯示所謂的「法治」只是修辭與工具，並不如宣揚的那樣有實質內涵。
鄭鴻生解讀帝國對於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後遺症」，日本佔領台灣留下來最沉重的是「帝國榮耀」及其核心武士道精神的允諾與召喚，當帝國毀滅時，作為次等國民的台灣人民，在內心留下了巨大的創傷，這個創傷所衍生的各種心理與精神症候還代代相傳，直到今天仍舊陰魂不散。鄭鴻生提及2015年紀錄片《灣生回家》引發的「假灣生事件」，所呈現的成為日本人的渴望，又如這十多年來充滿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夢幻與依戀的一系列電影，都不自覺地表現出如上心理。相較於台灣戰後這種扭曲的心理狀態，英國人在香港所遺留下來的應該是另一種精神症狀，從反修例運動出現的各種現象便可以看出。
然而不管如何，鄭鴻生強調，英日這兩個現代帝國都留下來一個共同的心態──「現代文明位階」的觀念，即是因為被現代帝國賜予了所謂的殖民現代性，而產生了對母國落後狀態的歧視心態。直到現在，台灣很多人都還是不能免於對中國大陸抱着現代文明優越感，而這恐怕也是今天香港人的基本心態。
身份意識創建與國家觀念缺乏
至於香港和台灣至今仍敏感的身份意識形塑過程，鄭鴻生認為，這都與帝國佔領有關，但又有着不同的歷史與性質。台灣從被割讓的第一天起就開啟了「抗日」的傳承，同時也在抗日運動中開始塑造以日本為對立面的台灣人身份。然而台灣人除了反抗之外，也同時帶着被母國遺棄的悲情心理，因而當有着「祖國意識」的抗日分子被全數鎮壓之後，留下來的就只是悲情心理了。台灣光復之後又歷經1950年代的左翼肅清，最有能力承擔反思「後殖民」問題任務的一批人就此消失，至今未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
而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其人口主體是大陸各次動亂所產生的移民及其後代所構成；在這歷史過程中，相較於台灣居民從抗日運動中產生台灣人的身份意識，逃難來到香港的人比較會接受港英政府的治理，也就無從以港英為對立面來產生香港人身份意識，所謂的香港人基本就是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之謂。可是在1970年代人口組成穩定之後，港英政府一直有意打造以新中國為對立面的香港人身份，包括以「中學會考」機制來抵拒新中國的事物、清除左派學校、以廣府話替代國語等等。前港英政府的「用心」及其斬獲，在香港反修例動亂更可看得出來。
鄭鴻生進一步拆解歷史細節，指出現代文明位階的觀念，即是台港兩地區居民因為被現代帝國賜予了「殖民現代性」，而產生了對母國的文明優越感，以及「國家觀念」的缺乏。這兩種心態的互相加乘，遂造成了兩地在回歸母國時都產生了扞格不入的問題。
台灣社會在1895年乙未割讓之後，與中國大陸基本隔絕，而沒能參加到中國現代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形成的歷史過程。而光復後赴台接收的國府軍政人員是歷經辛亥、北伐、抗戰的國民黨這一系人員，他們的中國觀念是帶着這段歷史的。當他們碰上對中國大陸的艱辛過程不理解，卻有着不能當家作主的悲情心理的台灣乙未世代，心理上的互相不適應就難以避免了。
香港雖然在被港英統治過程中，和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動息息相關，但香港移民的難民心態以及港英政府「對抗新中國」的教育政策，也起了阻絕香港居民對中國苦難歷史的同理心，無助於創建現代中國的國家觀念。更嚴重的是，沒有母國的國家觀念卻有着現代文明優越感，這是台港兩地在回歸母國時的共同心理狀態。
中國現代化問題與建立自主性
從歷史視野剖析香港和台灣的「回歸母國不適症」後，鄭鴻生總結道，台港以及大陸由於經歷了不同的現代化路徑而產生不同的現代理念，當這幾個不同理念互相碰撞時就產生了一時難以解消的問題。不管是哪條路徑，台港的現代化過程都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識與政治精英，接受不同的西方（或西化的日本）理念的灌輸與栽培，各自在其社會取得論述主導者的地位。他們往往以各自的帝國之眼──西方帝國的文明世界觀，來看待自身社會的傳承、基層的人民，以及母國的種種。特別是對自身社會或第三世界國家都抱着深怕被西方恥笑的焦慮不安，不僅在台灣甚為尋常，在香港此前的衝突中也一一具現。
鄭鴻生提醒，香港和台灣被現代帝國侵佔之後產生較為特殊的複雜性，看似台灣或香港的特殊問題，但畢竟都是由傳統中國社會被帝國佔領與現代化之後產生的問題，所以還是傳統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的一環。也就是說，終究還是屬於中國的問題，一個在台灣或香港的具體歷史情境下呈現出來的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問題。
講座尾聲的提問環節，不少聽眾好奇，台灣和香港走過不相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其中產生的問題和「自我創傷」，對於中國大陸帶來什麼啟發？三地又是否可能超越由於分殊的現代化道路所存在的「障礙」？
鄭鴻生回應，台灣和香港過去發展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主體性，只能照抄歐美文明的道路，而上個世代傳承下來的「中國觀念」，又是奠基於「歷史終結論」、視西方為唯一的現代化道路，如果不走這條「文明」之路就會被輕視。鄭鴻生建議，中國大陸的年輕人要有精神自主性，強起來、站起來之外，還要提出吸引人的發展方向，一一擊破由西方主導的「文明觀」，不被西方打敗，而且自己還可以走下去，自然就能說服周邊的香港和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