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5周年︱面對台海變局 香港給台灣上的這一課
香港回歸25周年前夕，與過往「撐香港」的輿論熱情相比，台灣此時此刻的關心顯得格外冷清。或者將重點放在習近平訪港前的「戒備森嚴」，又或者是強調經過《國安法》落地與疫情防控後的前景茫然，以及在台港人的飄泊失根云云。
如此蕭瑟寂涼的視角，恐怕與25年前相去不遠。1997年香港正式回歸中國的前後，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主持的「人間出版社」聯合「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舉辦了「一個半世紀的滄桑：香港155年歷史照片展」與系列座談會。其中一場「從台灣看香港歷史」對談尾聲，在場的台灣聽眾提出了不少尖鋭性的問題，舉凡日後香港如何紀念六四、英殖時期的「法治」將被「人治」取代，以及1996年台海導彈危機削減了台灣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等等。
25年後，幾近類似的問題，依舊盤繞着台灣人看待香港問題的思緒之中。差別在於，隨着中國崛起、中美博弈致使台海情勢升温，對統一的抗拒以及「一國兩制」的惡感，在政治人物「抗中保台」的操作下，站上了民意的最前線，同時將情緒投射到了香港回歸以來的種種政治變動，更多地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統一壓力的集體焦慮。
鑲嵌在兩岸關係中的香港視野
台灣的「香港視野」，被固化在由拒斥中國和一國兩制為邊界，所劃設出來的框架裏面。25年前香港回歸之際，台灣在李登輝執政下，先有1995年訪問美國的康奈爾大學之行，徹底激化了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直接導致了台海危機；接着又經過醖釀，在1999年其卸任前拋出「特殊兩國論」，令兩岸關係跌至谷底。而「特殊兩國論」的幕後操盤手，則是時任台灣國安會諮詢委員的蔡英文。
蔡英文隨後歷經陳水扁政府的陸委會主委，在民進黨在野時期出任黨主席，並於2016年入主台灣總統府至今。順着這條歷史軌跡來看，台灣這25年來的政治結構，基本仍在李登輝的身影之下。曾任台灣國安會秘書長的蘇起，在《兩岸波濤20年紀實》書中披露，當年李登輝任命蔡英文作為「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召集人，催生了「特殊兩國論」；如今執政的蔡英文則力主從1949年起算的「中華民國台灣」史觀與定位，說明了她是李登輝路線最為忠誠的繼承者。
香港回歸之後的大型政治示威，諸如反國教運動、佔中運動，以及三年前的反修例運動，台灣社會之所以無論在精神上或行動上「無役不與」的聲援，正是由於香港問題被鑲嵌在兩岸問題之中，「李登輝框架」就成了像是緊箍咒般的動員咒令。若干年前，台灣幾位較為頻繁往來香港的文化人士，曾經提出「台港命運共同體」，以及倡議台港組成「南方聯盟」，背後的主導思路無非就是「反抗」和「對抗」，想像台灣與香港能夠結為「抗中共同體」。
同為政治籌碼的香港牌與台灣牌
台灣出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再加上政治人物從上層建築的「律定」，台灣「只能」看到香港政治的「對抗性」，但其他更為複雜的內在肌理，則在意識形態化的民粹加工下被「去脈絡化」和「去歷史化」。這當中，包括了香港這座資本主義城市，從殖民統治時期遺留至今的深層次結構矛盾，進而被轉移和集結到了政治行動的宣洩；也包括了冷戰歷史在香港身上的印記，背負着西方圍堵「紅色中國」的文化、政治、情報集散地；還包括了世界「百年變局」下，香港在地緣政治上被賦予的政治籌碼角色。
台灣所忽略的客觀事實，莫過於香港回歸這25年來，中國與美國在國際秩序上扮演角色和實力對比的快速變化。香港內部的政治喧囂，一方面來自於一國兩制架構的磨合與碰撞，另一方面更來自於中美大國博弈的這個大氣候。「香港牌」成為繼「西藏牌」、「新疆牌」之後，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陣營遏制中國的一塊籌碼，被點燃憤怒的香港群眾走上街頭，與被視為中國象徵延伸的港府力量激烈對峙，最終卻幻化為美國政客口中一道「美麗的風景線」，用以在國際權力格局洗牌的過程中，向盟友們吹響掣肘中國的集結號。
這股劍指中國的集結，自然吹向了在地緣政治板塊碰撞最前沿的台灣。民進黨政府樂於接收這張「香港牌」，忘了該處是一條香港年輕生命香消玉殞之地，反而大吃「人血饅頭」，催出一張又一張「撐港」選票，也向激情的港人發出後勤支援的宣示；等到選舉過後，又以「國家安全」與「反滲透」之名，無情地撕毀了自己曾經豪氣干雲的「撐港」承諾。
台灣跟進西方大肆操作「香港牌」的同時，忘了眼前的國際情勢，自己也是同為「台灣牌」的角色。「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放在地緣政治的衝突上，只能讓位給外交博弈，成為一支又一支射向預設敵手的價值觀之箭。在遏制中國的共識下，華府政治精英通過挺港法案，也忘情地通過層層加碼的挺台法案，時不時派特使「快閃」台灣、派軍艦軍機穿越台海，看似「協防保台」，卻又在大國政治的談判桌上開口許諾「四不一無意」。台灣吞下了這顆政治搖頭丸，群嗨過後，已將自己死死地綁在了美國的抗中戰車上，待一聲令下，滿目瘡痍的烏克蘭就可能在台海複製貼上。
北京堅守香港主權給台灣的借鏡
台灣與香港縱然在性質上存在着諸多的不同，但從歷史脈絡和地緣視角來看，仍舊有着命運上的相似性。台灣和香港在戰後的發展，其實都搭上了冷戰這班列車，受到冷戰紅利餘蔭，特別是台灣承擔着政治與軍事基地的職能，熟悉西方的話語，但始終與一海之隔的彼岸有着難以推倒的隔閡。因此在世界新舊秩序激盪的今天，還是會選擇既習慣又熟悉的冷戰話語，以此應對無法調適的新局。
台灣陷在一個認知弔詭之中，既要向中國大陸表現強烈的「獨立」地位、不接受「一國兩制」套進台灣身上，又跟着過去的認識窠臼，時不時能從官員或輿論中聽到中共是「紙老虎」的說法，戲謔地認為「統一」或「武統」只是陸方在逞「口舌之快」。事實上，香港的經驗，本身就可以當作台灣重新理解中共的一面鏡子。
在回歸之前，北京為了確立香港回歸而非走向獨立，無論在1972年的聯合國「殖民地」問題討論表決，還是1980年代與英國展開的談判，中國在主權問題上展現出來「沒有迴旋餘地」的堅定立場，在外交戰場上一再令抱持着「以主權換治權」想法的英國感到出乎意料。回歸之後，中央在治港問題上，原先採行消極被動的「井水不犯河水」，但當香港問題在內部被激進派以「攬炒」的路線推抬到「國際化」層次，相應而來的，並非中央的退讓，而是將一國兩制框架提升到了積極主動的「愛國者治港」，港區國安法實施，香港的政治結構轉進了一個新的局面。
國際與兩岸變局給台灣的挑戰
對台灣而言，香港這一路以來的變化，絕非「事不關己」。當年歷經文革、腳步剛踏進改革開放「摸着石頭過河」的中共，在香港主權問題上都不可撼動了，更何況是在其政經影響力與日俱增，將解決台灣問題擺進民族復興進程裏的今天。2019年習近平提出的「兩制台灣方案」即是一個指標，台灣問題被放在了中美高層接觸和對話的核心位置，不惜針鋒相對也要再三申明北京對台灣問題的底線與紅線；與此同時，對於台獨也擺出「精準打擊」的陣仗，並將之與台灣人民區隔開來，從「讓利」到「融陸」再到一步步鋪陳「統一後」的治理佈局。都說明了北京對於解決台灣問題，既有戰略耐心與戰略定力，也有着不容小覷的統一決心與意志。
那麼台灣兼具抗拒與擔憂的「武統」會否爆發，便取決於美國玩弄「台灣牌」到什麼樣的程度，以及台灣執政者一面倒「親美」呼應附和到什麼程度。一旦越過了「台獨」紅線，不可避免的終局攤牌，也將擺到台灣人民的面前。倘若局勢惡化至此，香港此前的政治風波，社會已用了極大的動盪代價，「示範」了美國如何「口惠實不至」，台灣更應該引以為戒，展現真正的「主體性」與「自主性」，阻止自己成為被美國犧牲的砲灰。
回歸25年的香港，各界都在問，下一步要如何「開新篇」、「謀新局」；台灣則拼命地想從香港今日的局面，汲取恐懼、無奈、擔憂等種種負面元素，作為逃避統一壓力的擋箭牌。然而，台灣過去所倚靠的秩序與格局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香港早先一步走進了這場不可逆的變局，從而在大撕裂過後尋求和摸索重建集體共識之路。而台灣呢？停留在25年前的認知框架，甚至是冷戰時代的壁壘思維，除了意識形態的號召與站隊之外，還能夠為自己在時代洪流中，找到超越對撞和衝突的立足之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