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南巡30年｜許多人都忽略了鄧小平的價值底色是左翼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一系列談話，史稱南方談話。最近恰好是鄧小平南方談話30周年。當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極其有力地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投下了定海神針。時至今日，儘管具體政策有所不同，但當下中國總體上還是沿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發展。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今天許多人談起鄧小平南方談話，更多提到的是怎麼解放思想和破除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桎梏，怎麼推動市場經濟發展，卻忽略了鄧小平念茲在茲的共同富裕。
最近一段時間，筆者多次與朋友閒聊到共同富裕這一2021年下半年中國社會熱詞時，發現有不少年輕人並不清楚共同富裕是鄧小平40年前啟動改革開放後所反覆強調的發展目標。在認同左翼價值的中國年輕群體中，不乏一些人簡單將當前中國社會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簡單歸咎於鄧小平和改革開放。這種聲音雖然在中國社會絕非主流，但還是反映不少人對鄧小平和改革開放歷史缺乏深入認識。
不可否認，貧富分化的擴大、環境污染、資本霸權、消費主義大行其道、人的異化等問題，的確是在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或加重的，尤其是近年來，這一情況更加突出，導致內卷、躺平、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流調裏最辛苦的中國人等字眼或新聞，每每總能引發輿論的巨大共鳴。但這些在今天中國日益突出的問題並非當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的初衷，不是鄧小平那一代人所樂見的。就像汽車、火車的發明者絕不會樂見車禍事故的發生那樣，今天人們不能因為車禍事故的發生就往前無限追溯，將責任推給汽車、火車的發明者。畢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問題和使命，任何人都不能奢望前人把一切問題都解決，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1978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針對的是讓整個國家陷入長時間的瘋狂、內鬥和混亂的文革，反對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導向，是為了讓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單一單調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走向包容、多元、尊重常識理性的正常社會，從普遍的貧窮落後和物質匱乏走向繁榮發達，打破制度層面、意識形態層面一系列不必要的束縛和等級化特權體系，讓中國人的勤勞和聰明才智得以在國家乃至世界範圍內發揮出來。
事實證明，儘管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現了各種各樣新的問題和矛盾，但從整體上來看，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了中國國運，是中國數千年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巨大進步，人民生活水平和綜合國力均發生質變，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指日可待。放眼歷史，無論是在人民整體生活水平、安家樂業層面，還是國家繁榮富強、社會生產力發展層面，過去40年絕對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是古代那些經常出現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盛世所根本不能比。
然而，凡事都有兩面，就像汽車的出現讓車禍的發生難以避免一樣，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貧富分化的擴大、環境污染、資本霸權、消費主義大行其道、人的異化等問題要麼隨之產生，要麼隨之加重。這其實是可以預料的。在改革開放前中國那種普遍貧窮落後的情況下，若想實現發展，趕超西方，重構西方長期主導的世界秩序，而不是繼續貧窮落後下去，像蘇聯那樣走向解體，讓社會主義理想破滅，就只能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主體性的情況下，儘可能吸取西方經驗，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充分激發社會活力和創造力。而這難以避免會在轉型過程中產生一系列新的問題。
正是因為對可能出現的問題有所預料，當時鄧小平的主張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底線和原則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中國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理想。這就意味着中國發展必然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側重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擺脱普遍貧窮落後的狀態，實現國家崛起，第二個階段是在第一個階段的經濟基礎上側重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應該說，只要不想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文革狀態，不想像朝鮮人民那樣生活，或者不願看到中國重蹈蘇聯的覆轍，那麼鄧小平的這個思路和路徑便是值得肯定的。
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一些說法，都可以作為佐證。當談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時，他說：「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他還表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不過要注意的是，縱使在側重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階段，鄧小平還是劃定了兩個前提或原則，即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共同富裕。其中，前一個前提讓中國政府在民營經濟持續壯大和公民社會產生後依然保持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讓中國市場經濟和西方市場經濟有關鍵區別，能夠更容易集中力量辦大事，為國民基本生活兜底，不會輕易受到資本利益集團的裹挾。否則的話，不論是大規模扶貧、西部大開發、新農村建設、基本社會保障體系和醫保體系建立，還是脱貧攻堅戰和去年針對資本巨頭的反壟斷，都難以推進。後一個前提則為側重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第二個階段提供了依據。
當談到共同富裕時，鄧小平南巡時說：「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井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換言之，鄧小平是認為隨着中國經濟持續發展，貧富分化擴大到一定程度即20世紀末時，要將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問題「突出地提出和解決」。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國貧富分化比較小，90年代貧富分化有所擴大，90年代末時貧富分化遠遠未達到今天這般程度。如果中國在當時就能有效採取措施，也許今天中國是另一番面貌。
然而由於種種複雜原因，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末的中國經濟總量和發展水平相比於西方依然處於明顯劣勢，缺乏足夠的經濟條件來大力度推進共同富裕，導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問題並未按照鄧小平生前設想的時間來推進。當然，不應忽略的是，21世紀以來，中國政府在支持三農、救助弱勢群體、幫助貧困地區發展和推行九年義務教育、建立基本醫保和社保體系等領域，還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投入了鉅額財政資金，但即使如此，貧富分化在21世紀的中國繼續快速擴大，日積月累，時至今日，已經成為困擾今天中國的重大問題，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對於今天中國來說，健康可持續地推進共同富裕，完成鄧小平生前的政治囑託，既是對鄧小平的一種最好紀念，又是落實公平正義，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應有之義。
總而言之，鄧小平作為一個自少年時代就堅定地參加20世紀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經歷革命和殘酷戰爭考驗，性格被毛澤東稱作「鋼鐵公司」的人，左翼或者說社會主義才是他終極的價值底層。這其實也是整個20世紀，世界範圍內許多社會主義者所常有的特質。他們在當時那個資本主義野蠻積累和殖民擴張的時代，心懷理想主義和救國情懷，相信社會主義，相信公平正義，紛紛投身社會主義運動。
蘇聯在當時便一度承載許多社會主義者的希望和信念。儘管站在今天人們的視角來看，蘇聯積弊太多，人民生活困苦，特權和腐敗氾濫，活該走向崩潰，但不能由此否認，蘇聯至少在初心層面，是當時的一種社會主義實踐和實驗，只不過失敗了。只要人類不相信資本主義是宿命，希望西方主導的以白人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被大刀闊斧地改革，與全世界處於經濟和政治劣勢的人們對於公平正義、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地球的承載力相適應，那麼今日中國乃至整個20世紀曆史上那些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運動、嘗試和努力，便具有某種超越性和實驗意義。
曾大膽抨擊史太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時代黑暗，擔任過民選的蘇聯人民代表的蘇聯時期持不同政見者、著名歷史學家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在《蘇聯的最後一年》一書中，引述一位在古拉格監獄待了20年的老布爾什維克的話說：「我們是首批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但我們偏離了方向。那些在我們之後的建設者，會避免我們的錯誤和漏洞，變得容易一些。或許，中國會在百年之後建成社會主義。」
某種程度上講，正是吸取了蘇聯和中國改革開放前的慘痛教訓，鄧小平才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白了其實是以社會主義為主體、根本或理想，以中國作為載體和支點，以市場經濟作為方法、手段。這是為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提供一種融合東西方經驗的新路徑和可能。然而，今天中國同樣有自身不能不解決的根本性問題。如何完成鄧小平未竟的工作，讓改革開放40年積累的巨大發展成果，能夠打破利益集團的束縛，以符合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原則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讓人民共享，既直接關乎中國社會主義的公信力，又是對今天中國精英們尤其是為政者的最根本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