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南巡30年｜破除「姓資姓社」枷鎖 南方談話投下定海神針
上世紀90年代，一首《春天的故事》響徹中華大地——「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蹟般聚起座座金山……一九九二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天地間蕩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
歌曲中傳唱的兩個春天，一個是文革十年內亂之後啟動的改革開放，圈定了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領頭羊和經濟特區；一個是蘇東劇變、蘇聯解體和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鄧小平在88歲高齡之際為期一個多月的南方談話。確實如歌曲中所唱的，這兩個春天發生的種種，不僅在歷史轉折的關鍵節點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也具體而微地改變着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
今年是鄧小平南方談話30周年，雖然官方層面並沒有任何的紀念活動，但經過時間的積澱與實踐的檢驗，人們愈發感受到30年前那個春天、那位老人之於中國的意義。但同時不得不承認的是，鄧小平南方談話也產生了正反兩方面的結果。
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教授楊繼繩在《鄧小平的最後一搏——鄧小平南巡二十年回望》一文中即寫道，鄧小平南巡講話有兩個相互矛盾的結果，一方面使經濟體制向市場化大步推進，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權力結構不斷強化，群眾參與政治的機會減少，對公共權力的制衡的力量越來越弱。這兩方面造成的結局是：「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權力」，也可以稱為「權力市場經濟」。權力操縱、控制市場運行，權力進入市場交易。權力市場經濟最大的問題是社會不公正，社會分裂為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強勢群體是權力和資本結盟的群體。少數權勢家庭佔有社會財富相當大的部分。弱勢群體受到盤剝。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社會矛盾日益尖鋭，至今成為困擾中國的難題。
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結果也使得人們對鄧小平的評價產生分化。褒揚者認為，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而且沒有鄧小平，中國和中共極有可能重蹈蘇聯和蘇共的覆轍，走向亡國亡黨；一些批評者則認為，正是因為鄧小平的先富論、貓論，以及不完善市場經濟演變為權貴資本主義，導致了大面積的腐敗問題，貧富分化和道德滑坡日趨嚴重，社會矛盾也日益尖鋭。
雖然以上兩種評價從不同維度看，都各有其道理，但對於改革開放這樣一場沒有回頭路可走的大型工程，從一開始就不可能只有單向度的正面作用，更不可能全然避免負面的後果，何況歷史向來是在進三步、退兩步，甚至是進一步、退兩步中曲折往前走的。重要且不可否認的是，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以及1992年的南方談話，確實在歷史關頭給中國立下了定海神針，不僅切實推動了經濟發展，改善了民眾生活，也從思想上解開了枷鎖，避免因無謂的爭論不斷內耗、蹉跎歲月。
解開思想的枷鎖，破除姓資姓社的迷思，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可謂步履維艱。改革開放初期，受到毛澤東時代「一句頂一萬句」和後來「兩個凡是」的影響，鄧小平重新掌權之後展開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雖然很快在社會層面形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共識，但這一本就脆弱的共識很快在八十年代各種嘗試的失敗後開始鬆動，及至六四事件的發生，思想層面再次陷入極大混亂，反和平演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始壓倒一切，「左」旋即成了一道明哲保身的護身符。
當時，很多批評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文章冒出來，批評改革的「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批評「市場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內容」，批評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形式，批評「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違背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原則。概而言之，面對任何層面的改革，都要先問一問姓資姓社。這樣的批評和問一問姓資姓社，不單單是來自於學界和少部分人，一些高層主政者亦在改革問題上出現巨大搖擺乃至倒退。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才不得已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啟動了他的秘密南巡之路，沿途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很多針砭時弊、富有衝擊性的談話。
比如對於高層在改革問題上出現的搖擺，鄧小平明確表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當然，隨着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
再如對於姓資姓社問題的爭論，鄧小平明確衡量標準應該是「三個有利於」——「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
還有對於「左」和黨內保守勢力，鄧小平提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
此外，鄧小平還因應於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進一步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強調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注重對於接班人的培養，同時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較於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後來者可能很難理解鄧小平南方談話為何如一陣春雷，很快在中國掀起一股巨浪，但對當時迷茫徘徊的中國而言，猶如投下了定海神針，不僅使得整個國家有了方向感、目標感，而且個體思想層面的桎梏也隨之慢慢打開。已故作家陳忠實曾講述過南方談話對於自己的震動與改變——1992年，陳忠實在廣播中突然聽到有關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消息，幾乎就在那一刻斷然決定把自己寫了四年的手稿《白鹿原》拿出來發表。「我至今還記得其中的兩句，『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膽子要再大一點』。我的心有一種被撞擊的感覺，竟然有按捺不住想要歡呼的慾望，我對這兩句語錄的敏感以及它的不可估量的偉大意義，幾乎是切身的直接的感應。」
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正是因為沿着南方談話確定的基本路線和道路，中國在過去30年時間裏實現了綜合國力的提升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不得不承認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也滋生了很多問題，積累了很多矛盾，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推動共同富裕、把權力關進籠子、反腐敗、生態文明建設等舉措，也正是在解決這些遺留問題和矛盾。對今天的習近平和中共來說，雖然不存在道路問題需要撥亂反正，但面臨的挑戰絲毫不遜色於鄧小平當年。
鄧小平當年可以憑藉一場南方談話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對今天的中共來說，在疫情衝擊和經濟下行的雙重壓力下，又恰逢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亦任重道遠。再加上今天的中國不同於鄧時代，可以韜光養晦，可以悶聲發大財，可以摸著石頭過河，可以有一定試錯空間，今天中國已經走過了那個階段，內外環境都對中共這個執政黨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執政黨必須更加精准施策，需要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更加現代化，將中國行穩致遠的發展推向更高的一個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