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進入最脆弱時期：「綠色民族主義」成為唯一話語

賴清德3月13日召開國安高層會議，砲火全開、箭矢齊發，直指北京對台五大威脅，並一口氣祭出17項對策，其中不乏軍事審判復辟、台灣民眾申請中國大陸證件須清查，乃至要求港澳人士赴台定居需放棄中國戶籍與護照等。從「兩岸交流」到「認知戰」，幾乎無一倖免，更關鍵的是，賴清德不再以模糊空間處理兩岸定位，而是直言中國是台灣《反滲透法》中的「境外敵對勢力」，兩岸關係徹底從「互不隸屬」升級為「敵我對立」，幾近宣戰。

這份「國安17條」，表面上是國安工程，實質卻更像是民進黨內部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勝利。軍事審判制度一旦復活，不僅針對潛在間諜，更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制度化工具，對象未必真為「中共同路人」，而是那些敢於質疑綠營統治正當性的人。也難怪台灣內部學者驚呼，賴清德政府此舉彷彿已宣告台灣進入「準戰爭時期」，政治權力將進一步向行政與情治集中，甚至不排除出現寒蟬效應。

此刻的賴清德，有如過去陳水扁的幻影重現。他不像蔡英文般慣於外交辭令的空間操弄，亦無法以務實維持現狀的姿態擺平各方，而是選擇走上一條更為封閉的「綠色民族主義」路線，藉「反滲透」、「反融合」、「反交流」之名，大開內控之門。這不是防衛主權，而是懷疑人民，不是提升防線，而是建立恐懼。

更令人玩味的是，北京對台「融合發展」四字，如今彷彿已成台灣執政者眼中最陰毒的統戰詭計。台青赴陸、台商投資，過往是市場自由，如今卻成「金流、技術、人流」皆可疑的監控對象。對北京當然不必天真，但賴清德政府似乎連對自己的人民也不信任了，如此政治邏輯，難怪有人直指這套路線為「台獨納粹化」，批評賴清德以恐懼治理社會、以敵我劃分收編民意。

當然，賴清德不會承認他在搞極端化。他將一切包裝為「民主防衛機制」、「國安升級工程」，問題在於，當行政權自認面對「敵國」時，何止是敵國人民？台灣內部人民也可能淪為「潛在敵人」。民進黨近年對「中共同路人」這一標籤的使用愈發頻繁，從網軍口號變為立法與政策依據，實際上早已構成一種心理上的「整肅預備」，這比單純的法律規定更可怕。

更深層的政治弔詭在於，台灣民意根本不支持這麼激進的兩岸政策。回顧二十多年來台灣政黨輪替史，無論是2008年國民黨上台，還是2016年民進黨重掌政權，皆源於選民對於過度傾獨或過度傾中的不信任。台灣社會有一種近乎潛意識的「鐘擺效應」：太獨不行，太親中也不行，總希望有一種平衡、一個讓人喘口氣的中間路線。

然而今天，這座鐘擺似乎要擺不動了，因為台灣朝野皆敗。民進黨多年來靠著「亡國論」行銷恐懼，但賴清德執政10個多月以來，內政紊亂、物價飛漲，兩岸無方之餘，加之恢復軍事審判制度等舉措，均令民眾心生不滿。而在野的國民黨與民眾黨在立法院的表現也未帶來希望，反倒令中間選民更加失望，甚至願意罷免反感的在野立委來發洩情緒。當中最慘的還是民眾黨，原本可以作為第三勢力，卻因前黨主席柯文哲官司纏身，加上路線模糊、組織鬆散，如今已形同政治植物人。

在這樣的真空中，賴清德直接了當地選擇以敵意填補政治權力的缺口。問題是，敵意是無法建立社會信任的，只能讓政治秩序進一步失衡。從蔡英文的「維持現狀」到賴清德的「敵國論」，短短幾年時間，台灣的兩岸路線已經劇烈右傾，宛如一場沒有宣戰的「政變」，其結果是對外無助，對內噤聲。

從蔡英文到賴清德的過渡，反映的不是台灣民主的政治成熟，而是社會焦慮的擴張。當年蔡英文能夠在國際壓力與內部期待中維持模糊平衡，多少得益於她的冷靜與不譟動；而今賴清德則明顯更傾向理想主義與對抗本能。只是，台灣此時此刻最需要的，恰恰不是衝突，而是調和，不是塑造敵我，而是凝聚共識，但這正是賴清德政府所沒有的。

再過兩個月，賴清德即將迎來執政一周年。如果他在5月20日講話中仍選擇延續「敵國論」、強化「反滲透」，那麼台灣兩岸政策的未來，恐怕只能向更孤立、更封閉、更恐懼的方向滑落。質言之，台灣真正的安全風險，並不主要來自於北京，而是來自台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