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戰爭時期」來了？賴清德「國安17條」打開武統大門

賴清德政府在《反分裂國家法》二十周年前夕隆重端出的「國安17條」，形同為民進黨多年來的兩岸政策寫下濃墨重彩的新頁，亦為其「三大創造」立下了新的里程碑。這「三項創造」不僅構築了當前台灣內部政治運作的核心邏輯，更成為民進黨執政之下台灣社會分裂與對外關係緊張的根源。

第一大創造：台灣的敵國

民進黨以意識形態主導兩岸政策，終於成功地自我實現了一個「敵國」的存在。台灣長期以來對於北京的戒慎恐懼早已有之，然而民進黨不僅將其升級為執政的核心議題，還透過政策推動讓這一敵對關係進一步制度化。這次的「國安17條」，從恢復軍事審判制度到強化《反滲透法》規範，無一不是在進一步鞏固敵我意識，把中國大陸塑造成與台灣政府「水火不容」的敵國。這種策略的危險在於，它並不是建立在國際現實或外交運作的基礎上，而是一種完全為了台灣內部政治動員的產物，透過誇大外部威脅來合理化內部治理上的一切權力擴張。

但諷刺的是，北京從未將台灣視為一個「敵國」，而是「叛亂省份」或「內部問題」，甚至在一段時間內仍希望維持和平統一的可能性。然而，民進黨執政多年來不斷推動台灣內部的去中國化，從課綱改變到官方表述的調整，乃至今日直接將中國定性為「境外敵對勢力」，台灣在國際政治的定位已悄然轉變。如今，賴清德政府索性將其徹底確立，中國正式成為「敵國」，這種策略不僅徒增戰爭風險，也讓民進黨手中掌握的政治動員工具變得更具殺傷力。

第二大創造：台灣內部的敵人

若說第一項創造為民進黨帶來對外政治動員的便利，那麼第二項創造則是針對內部政治鬥爭的利器——將「中共同路人」這個標籤進一步制度化，並將其應用於任何可能挑戰民進黨執政正當性的人。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的藍綠對立，在賴清德執政後已然變質，從政黨對抗轉變為國家安全對抗。當軍事審判制度被恢復、當大陸人士在台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受到全面封殺，台灣社會的言論自由亦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這次「國安17條」不僅對中國大陸設下更嚴格的經濟與社會封鎖，還將矛頭指向台灣內部，包括積極審查申請中國大陸證件的台灣人，甚至要對於在中國大陸發展的台灣藝人進行美其名的「輔導與管理」，實則就是監管。侯佩岑、歐陽娜娜等人僅僅轉發一則微博，就可能被列入檢視對象，甚至面臨最重除籍風險，這種「政治審查」的規模與強度，已經讓台灣的言論自由名存實亡。賴清德口中那個「台灣人就是自由人」的社會，顯然不包括那些對北京抱有認同的人，也不包括那些選擇在中國發展的藝人、商人或學者。

最諷刺的是，蔡英文時代曾經大力宣揚「台灣人不必為自己的認同道歉」，如今賴清德政府的政策卻等於告訴某些台灣人：你們不僅需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甚至可能連台灣人的身份都會被剝奪。這種政治操作，無疑是對民主價值的最大嘲諷。

第三大創造：武統的空間

民進黨不僅創造「敵國」與「內部敵人」，還創造了最可怕的現象——讓北京的「武統論」變得前所未有的具體可行。北京多年來在台灣問題上的策略，始終站穩和平統一，不放棄武力解決問題基本還只是「必要一提」，但民進黨的政策卻讓這個選項的天平不斷傾斜。一旦北京認識到「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幾乎完全喪失時，武統便成為唯一選項。

長期以來，北京始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為台灣保留了一條相對和平的路徑，但民進黨卻不斷關閉這扇門，不論是賴清德高舉的「新兩國論」，還是種種限制台商、台青赴中發展的政策，甚至在立法院強推修法，以期讓台灣徹底與中國脫鉤，這些舉措無一不是在逼迫北京改變策略，進而讓「武統」變成一個不得不考慮的選項。

當和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當兩岸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被切斷，當民進黨不斷強化對抗氛圍，當兩岸關係進入「準戰爭狀態」，這不再是一場純粹的政治遊戲，而是一場可能改變東亞局勢的歷史進程。真正關閉和平統一可能性的，不是北京，而是民進黨。

綜觀民進黨的「三大創造」，讓台灣社會的未來越來越走向不歸路。在內部政治動員的考量下，製造敵國、製造內部敵人、製造武統空間，已成為其執政邏輯的主軸。然而，當一個政黨的生存仰賴於持續的衝突，當政治動員的能量來自於對立與恐懼，這樣的政權終究會走向破滅。台灣社會是否願意讓自己陷入這場無休止的政治操弄之中，仍需全體台灣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