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漢・十四｜記者手記：不要錯過危機後的進步機會

不知不覺中，武漢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經過去一年。2019年12月底，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公開通報27例不明肺炎病例。當時沒人會想到，區區27例不明肺炎病例會迅速惡化為一場大瘟疫，不僅讓武漢封城，湖北封省，高速流動的中國和春節被迫驟然暫停，幾個月後更導致整個世界停擺。
2020年12月，我帶同事重返武漢。這已是2020年我第四次去武漢，前兩次去武漢是封城前夕和解封前夕，第三次去武漢是9月底10月初。

「武漢非常安全」已成共識

與前兩次去武漢不同，第三次、第四次去武漢的感觸是，當地人普遍相信武漢非常安全，甚至用「全世界最安全」來形容武漢。尤其是第四次去的時候，問及武漢是否安全，不論是普通市民、司機、乘客，還是企業家、大學教授、文化學者，抑或在傳染病防控機構工作的朋友，無一例外的答覆都是武漢真的很安全。

他們的自信並非只是精神上的盲目樂觀，而是有充足理據作為支撐。作為疫情最早的震中，武漢在2020年初出現的驚慌失措、混亂、焦慮、恐懼和無助場景，人們普遍都還記憶猶新和心有餘悸，疫情已經成為全體武漢人共同的記憶。這也使得不論是政府還是社會大眾，普遍對疫情保持着警惕心理。

從政府層面來說，依舊對境外入境旅客、去過境內中高風險區的民眾和發熱患者保持比較嚴格的管控。疫情期間建立的政府隔離點仍在運轉，發揮重要作用的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封存備用，有專人看守。政府也明顯加大了對公共衛生、疾病預防的財政投入。

從民眾層面來說，經歷了疫情的洗禮後，他們外出普遍佩戴醫用防護口罩，公共衛生和個人防護意識相比於疫情爆發前有明顯提升，甚至許多人吃飯都開始用公筷。

人類過往經驗表明，在疫情面前，最令人擔心的不是防護物資是否充足，不是醫療科技是否先進，而是有沒有起碼的警惕之心和防護意識。

法國作家加繆（Albert Camus）在其代表作《鼠疫》中，批判的正是人類面對疫情時的自以為是。加繆在書中寫到，「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就意味着他們以為天災不可能發生」，「他們依然幹自己的行當，做出門的準備」，「他們滿以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禍從天降，那就誰也不得自由了」。

一年前武漢疫情之所以大規模爆發，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因為當地官員低估了疫情，小覷了新冠病毒（SARS-CoV-2）。然而，現在不論是政府還是市民，普遍都在相信武漢非常安全的同時保持警惕，如同加繆所說的「人們應當時刻保持信心，但這應該是建立在高度重視的前提下」。

當然，武漢政府和民眾的警惕心能保持多久？當地有不少人擔心過了一些年之後，政府和民眾會將疫情忘得一乾二淨，不會真正吸取教訓，唯一能夠期待的只是醫療進步。有人引述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的名言「歷史給人類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來不吸取教訓」，說政府和民眾終究會「好了傷疤忘了疼」。

這種說法雖然悲觀，卻不失為一種提醒。畢竟，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不應一次次地重蹈覆轍。唐代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有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監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既然不少人擔心政府和民眾不會真正吸取教訓，那今天中國更應該在全社會普遍對疫情懷有警惕心的當下及早總結和反思教訓，為未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預警機制，千萬別再像2003年SARS事件後建立的傳染病直報系統那樣，耗費巨資卻失靈。

武漢基本恢復如初　疫情創傷處處可見

4月7日，我去過一次武漢，那時正值武漢解封前夕，從武漢站出來後發現偌大一個高鐵站幾乎空蕩無人，以前人來人往的店鋪和餐廳全部關閉，處處散發着一股悽清和蕭瑟的氣息。從高鐵站去住處路上，平常車水馬龍的三環線非常冷清。

但9月底10月初重回武漢時，不論漢口站還是武漢站，除了車站餐廳未開張之外，基本恢復如常，人來人往，川流不息。商場、夜市都已恢復營業，熟悉的煙火氣回來了。

等到12月再一次到武漢，這種感受更加明顯，包括武漢國際廣場、光谷廣場在內的商圈都是熙熙攘攘，上下班高峰堵車再現。12月1日湖南長沙的網紅奶茶店「茶顏悦色」武漢首店正式營業，一早門口便排起長隊，排在隊尾的人竟要8小時才能買到奶茶，火爆的場面直接衝上新浪微博熱搜榜。

來自武漢官方的說法和數據，同樣證實武漢經濟已基本恢復。12月7日，武漢市副市長江偉在2020（第十九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表示：「武漢經濟在一季度遭受重創的情況下，二季度逆勢反彈、單季基本打平，三季度強勢轉正、單季增長6.9%，展現出強大的韌性。現在正在決戰四季度，爭取有一個喜人的成績。」正是因為經濟快速復甦，武漢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才得以擠進中國十強城市之列。

不過正如不少分析所指出，武漢經濟的強勢復甦主要體現在大中型企業，那些小微企業、個體戶則相對艱難得多。小微企業、個體戶本來抗風險能力就遠不如大中型企業，遭遇這麼一場百年不遇的大瘟疫，勢必舉步維艱，甚至有的直接倒閉。

我問過多家小飯店的老闆或店員，他們的說法都是生意明顯不及2019年同期。武漢洪山區一家蘭州拉麵館的老闆說，2019年他們每天進賬兩千多元人民幣，現在連一千都不到。一位在武漢生活多年的民營企業家吿訴我們，光谷廣場人流量估計比往年少了30%，一些店面自疫情期間關閉後一直未再開張。

關於這點，武漢的出租車司機們感同身受。我和同事至少與十多位司機交談過，他們的生意全都受到衝擊，至今都沒能恢復到2019年同期水平。他們說，一方面由於疫情的影響，外出打車的人次相比往年有所減少，另一方面出租車、網約車的司機數量明顯增加，一減一增的結果是生意不好。其中有一位司機，疫情前有正式工作，由於疫情衝擊被辭退，無奈之下，與滴滴出行簽了6個月合同，暫時當起了網約車司機。

這種情況在華南海鮮市場一帶體現得尤為明顯。12月4日我和同事實地走訪華南海鮮市場，周邊有多位擺地攤的小販。當我們詢問生意如何時，他們大多有所抱怨，用手指着與華南海鮮市場僅一牆之隔的農貿市場說，他們之前都在裏面賣東西，年初受到華南海鮮市場的波及，農貿市場跟着一起被關閉，自己儲存的許多農產品和副食品都已壞掉，損失不小，現在更是淪落街頭擺地攤，勉強維持。不過他們也提到，考慮到他們的難處，城管沒有驅趕他們，允許他們暫時在路邊擺攤，直到新修建的農貿市場重新開張。

而以前的華南海鮮市場商戶都在政府協調下搬到城郊的四季美海鮮市場，我們去現場走訪時，幾乎沒看到什麼人前來採購，商戶們普遍說生意不好，大不如前，但因為以批發為主，尚能勉強維持下去。

疫情之於武漢，就像一個人生了一場大病，元氣大傷，雖能通過調養漸漸恢復，但仍需較長時間。眼下的武漢便是如此，城市生活雖基本恢復如初，但創傷處處可見。

疫情初期 當地政府是否瞞報

重訪武漢後，一個很明顯的感觸是，疫情雖已過去大半年，但人們還是會經常談論疫情。在和當地人討論後，我有一個關於武漢官方是否瞞報的推測，即在疫情初期，武漢官方肯定是壓制了疫情信息的發佈和傳播，但這不能簡單理解為對疫情的不管不顧，而是高估了自身的防控能力、低估了疫情嚴重性，進而在中國現實政治環境下，為了規避壓力和保持城市欣欣向榮的面貌，暗自決定悄悄地控制疫情。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正如後來公開信息所披露的，武漢政府尤其是衛生管理部門早在鍾南山揭開病毒「人傳人」真相之前，就肯定已經得知大概情況。例如，事後被湖北官方譽為「疫情上報第一人」的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危重醫學科主任張繼先，在2019年12月27日就已經判斷「這個病可能有傳染性」，並上報給醫院和當地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榮獲人民英雄頭銜的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說過，2019年12月29日、30日左右，隨着轉診的病人逐漸增加，他就「覺得這個疫情可能有些嚴重，有點超出我們當初的想像」。以張定宇的身份，他應該會將他知道的情況及時上報給武漢衛生管理部門。2020年初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內地媒體《財新》採訪時同樣表示，他早在1月初就已經預判「很可能會傳染別人」，並通過醫院報吿給了武漢市衛健委。

但從當時李文亮醫生被武漢一家派出所傳喚、訓誡，以及新華社等中國國家級媒體公開報道「八人因網上散佈」武漢病毒性肺炎「不實信息被依法處理」來看，肯定有一種力量介入，來管控乃至壓制武漢疫情消息的傳播。而能在短時間內聯動警方和國家級媒體的力量，肯定不會太低。

2020年3月，特區政府四大抗疫專家顧問之一的袁國勇接受《財新》採訪時的說法，亦證實了這一點。袁國勇教授當時回憶說，他曾和鍾南山同去武漢考察疫情，當鍾南山詢問疫情時，在場的武漢衛健委、疾控、醫院和湖北衛健委人士剛開始不肯說出醫護人員被感染的真相，「我們問他們什麼，他們就答什麼，似乎已準備好」——能夠同時統一武漢衛健委、疾控、醫院和湖北衛健委人士等各方說法的力量，起碼得是湖北省衛健委，甚至可能是高階負責官員。後來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相繼被免職，其原因除了防疫不力之外，不排除他們在收到衛生體系關於疫情預警後處理不當的可能性。

讓許多人大惑不解的是，武漢當地政府尤其是衛生管理部門為何明知有疫情卻不及時對外預警，反而壓制疫情消息的擴散？一種流行的解釋是他們欺下瞞上，置人民生死於不顧——這個解釋比較解氣，人人都能罵上幾句，卻無法回答一個關鍵問題：縱使一些官員不顧人民死活，也不能不管自己和親友的安危。

既然他們已經或多或少得知疫情的存在，為何在鍾南山揭開真相之前，湖北省和武漢市官方還在連續組織並參加大型活動？只有一種情況能合理解釋這種矛盾之處，那就是當時湖北省、武漢市官方判定疫情不構成重大威脅，真的認為可防可控，認為沒必要為了又一次每年皆有的疫情而大張旗鼓，造成公眾恐慌，最終低估了疫情。

坦率說，換位思考下，站在當時湖北省、武漢市官方的角度來看，若不是特別謹慎小心之人，有流行病學專業背景或親身經歷過SARS，通常都不太可能相信自己會生逢一場大瘟疫。尤其是在整個社會普遍公共衛生意識不高，衛生部門在官僚系統中又相對弱勢的背景下，湖北省、武漢市官方大概率未能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遑論新冠病毒是一種新型病毒，從識別病毒到發現病毒的高度危險性，本就需要一定時間。

彭志勇醫生接受《財新》採訪的說法，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佐證這個推斷。彭志勇說：「1月12日，武漢市衛健委派了一個專家組3人到中南醫院調查，專家組說臨床表現和SARS確實有點像，但他們還是在講診斷的標準那一套東西，我們就反映，診斷標準太苛刻了，按照這個標準，很難有人會被確診。」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官方醫療機構最初給出的診斷標準不太適用於新冠病毒。

可見，當初得知疫情存在後，湖北省、武漢市官方正是運用舊有診斷標準去估測，結果因為無法精確識別病毒，給人造成病毒不嚴重乃至可控的假象，所以湖北省、武漢市官方才敢冒着感染風險連續組織大型活動。

那為何湖北省、武漢市官方在鍾南山揭開真相之前不將實情吿訴大眾？湖北省、武漢市官方完全可以吿訴大眾病毒「人傳人」，情況有些嚴重，建議大家佩戴口罩和減少聚集，但仍然可防可控。為什麼不這樣去做，為什麼非要壓制疫情信息，為什麼總是習慣於報喜不報憂？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在湖北省、武漢市官方看來，疫情是負面消息，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過早把真實情況吿訴大家會造成社會恐慌，會給政府後續處置帶來壓力，會妨礙當地形象，讓外界質疑政府施政。

應該說，類似這種心態在各級政府部門當中非常普遍，每當自己管轄範圍內出現負面消息，許多政府部門的第一反應都是掩蓋，能不公開就儘量不公開，能大事化小就儘量大事化小。

這本質上是一種管制思維，是不懂得和社會大眾打交道，是不相信自己宣稱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傳統在現代的遺留。不可否認，大眾確有非理性、情緒化或者說烏合之眾的一面，但在一個追求以人為本和多元開放的現代社會，政府部門應像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對我們所說的「要尊重大眾的知情權」，「不能把老百姓單純地當作一個被管制的對象，更不能像管一群沒有靈魂的動物那樣管人民，你要讓人民知其所以然」，因為「一個講道理、會溝通的政府更有公信力和行動力」。

加繆說過，知識和記憶是「一場災難給人們最大的教訓和經驗」，「我們不應當輕易放過那些治理中曾經嘗過的苦頭和教訓，應該盡力在下一次災難發生時規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轍」。在中國早已成功控制疫情，經濟社會發展成績亮眼的當下，更要有自信去挖掘當初的真實情況，以提煉出有針對性的經驗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