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漢・三｜法學家秦前紅：封城是猛藥　中國需制定緊急狀態法

談起武漢封城日記，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想必會是作家方方的日記。但其實在武漢封城期間，常年生活在武漢的知名法學家秦前紅教授同樣也有寫下封城日記，並一度在知識界競相傳閲，只不過後來因為有領導善意勸奉，才未有繼續更新發布。
12月9日，我們在武漢大學法學院專訪了秦前紅。從和他的交流中可看出，這位身兼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的教授，認為應在中國現實和既有政治秩序上，循序漸進改革。他對於中國疫情防控有着法律層面的思考。

本篇採訪是《香港01》【重返武漢】系列的一部分。全系列共15篇，此為第三篇。

中國疫情防控總體表現算不錯

01：你在疫情期間寫的日記中，提到中國應對疫情時所出現的問題和需要反思的地方。當時正值疫情肆虐最嚴重的時候，大家都不可避免受到情緒的影響。
現在我們把時間線拉長，放在疫情一周年的今天來看，中國疫情早已得到控制。結合2003年SARS的教訓，你覺得現在我們再去看今次疫情，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秦前紅：當時是一個在現場的感覺，現在都過去很久了，從時間的意義上講，雖只是今年的事情，但可能對很多人來講，已是一個很遠的過去。

要說反思，肯定還是有不少地方。比如說，在制度層面，如何讓應急反應機制更快速有效；在醫療資源的儲備層面，今後是不是可以更充足一些，因為當時疫情所暴露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甚至是一個臨近崩潰的狀態，發生了醫療擠兑，造成了恐慌，進而對大眾心理的刺激和社會穩定都產生了消極影響。

01：你說到制度的問題，其實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中共有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次疫情按照中國政府的說法，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現在回過頭來看，你怎麼看中國在這次「大考」當中的表現？你可以結合中國過去的表現和今天國際社會的表現，進行一些比較。

秦前紅：從比較的意義來看，有兩種比較，一種是我們自己和自己比較，比如說跟SARS時的應對比較，另一種是和現在國外尤其是歐美比較糟糕的疫情防控進行對比。我覺得中國人比較統一的看法是，中國疫情防控至少是不錯的甚至是良好的。我是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要與社會保持一種距離，我也會覺得儘管疫情防控初期很多地方充滿混亂和驚慌失措，醫療物資儲備不足，但總體表現算是不錯的。

中國需要制定緊急狀態法

01：你在2月2日的日記中提到緊急狀態和平常狀態的不同，認為緊急狀態組織架構是對常態組織架構的揚棄甚至另起爐灶。
我們前段時間採訪了中央黨校的王長江教授，他也提到同樣的問題，認為中國應對疫情的方式證明應急動員機制、戰時機制確實有效，有非常獨特的優勢和優越性，但是在疫情控制之後，需要儘快走出這種應急狀態，回到日常的經濟發展和建設狀態。
對此你怎麼看？

秦前紅：緊急狀態和平常狀態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指揮架構，我們平常的指揮架構有一套黨政系統，包括黨委、人大、行政部門、法院、檢察院，它們在一個正常秩序之下各自去發揮職能，各自要保持一種法律意義上的配合，或者說相互監督和協作的關係。但是到了一個緊急狀態下，若還是讓各個機關按照平常議事方式開會，去充分的討論，再有一個表決，那就效率太慢，不太適合。緊急狀態之下，所有的問題都是要對焦的，任務相對單一，指揮號令中心的權威需要相應的集中。就拿疫情防控來說，最主要任務是迅速控制疫情，有些看起來不那麼緊迫或者重要的一些職能是可以讓它暫時停擺，以便於政府能夠集中精力應對最緊迫的防疫。

01：你在日記中說，緊急狀態法治理論將成為未來幾年學術的一個熱點。

秦前紅：對。現在諸如醫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法學、環境保護等各個領域的學者，都在從不同的視角建言獻策，給有關部門寫報吿。官方也在推動這些工作。人本來就是個學習動物，人要不善於學習不善於總結，就不能稱之為高級動物。

01：你在2月15號的日記中連續提到好幾個問題：學界諸多同仁堅持不懈地究問「書面訓誡」 的性質，中國是否可以建立 「吹哨人」 制度？為什麼沒有宣布緊急狀態或者戒嚴狀態？在疫情一周年的今天，你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秦前紅：書面訓誡現在在學理上還有不同的認知，有人認為是行政處罰，有人認為就是個行政強制措施，還有人認為什麼都不是，只是一個帶有人治色彩的處置措施。

建立吹哨人的制度，學者們也是這麼呼籲。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國家，儘管我們政府有一套系統觸摸社會，去了解或掌握社會狀況，但還是不夠的，有時可能會失效，還是應該考慮建立吹哨人制度，有一套規範的預警系統，能夠在遇到事情時把信息發出來，然後政府和大眾能夠據此去做一些必要的及時的反應，這有什麼不好呢？

緊急狀態和戒嚴狀態，這個要且行且觀察，看看我們從這次疫情裏面有什麼樣的反思。我是憲法學者，堅持應該根據憲法啟動緊急狀態，但後來官方採取的是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的方式。我現在一樣還是覺得要有個緊急狀態法，既是為了落實憲法，實施憲法的需要，又可以融通相關不同法，避免法和法之間打架。

立法限制野生動物交易有點過快

01：你在2月15號的日記中有寫到說，在疫情尚是撲朔迷離，諸事紛擾，國家深改委會議竟然提出了「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儘快出台生物安全法」，也寫到生物安全法涉及科學倫理、科學自治、政府職守、公民道德、社會監督等系列制度安排，關涉政治與科學的分際、法律與職業道德的邊界，是一個高難度的立法議題。你用了「竟然提出」，好像這個法律儘快出台的背後，你有一些擔憂？

秦前紅：我當時覺得節奏太快，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病毒的來源，現在這個病毒的來源也是眾說紛紜。當時我們做的假定都是讓野生動物背鍋的，出台了法規，對野生動物交易和食用作出了非常嚴格的限制，可事實上我們並沒有研究清楚，立法節奏有點過快。那些以此為生的農戶或養殖戶，因為這樣一部法規就立刻陷入困境。

01：到了今天，你是否還覺得這個立法有點太快？

秦前紅：是有點快，那麼快立法等於承認了病毒源自野生動物，比如說是蝙蝠，那不就是吿訴別人病毒可能在中國先出現？可我們後來也明白，病毒未必源自中國，武漢是疫情集中爆發的首發地，但首發地並不等於病毒一定是從武漢產生的。我們當初通過立法承認病毒源自野生動物，潛藏含義是病毒可能先在中國出現，現在又開始說病毒未必起源於中國，這樣豈不陷入到自辯無力的尷尬之中？尤其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西方國家集中「吐口水」，當時我們那樣做有可能授人以柄。

《香港01》【重返武漢】系列共由15篇組成，本文為第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