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過貧困線　中國仍要面對的貧窮問題

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宣布轄內的9個國家級貧困縣正式脱貧摘帽，這意味着中國大陸全部832個國家級貧困縣都已摘帽，但國務院扶貧辦不願意就此宣布全面脱貧攻堅戰的「勝利」，稱仍要走完後續驗證程序，才能由國務院正式宣布。

這樣的訊息，雖然被台灣等外部媒體消遣，報道不無帶着「中央打臉地方」、質疑扶貧政策成果的意味，但持平來說，國務院的謹慎態度並無不妥，因為中國大陸扶貧歷程走到如今，確實還沒有到可以毫無顧慮宣布全面勝利的時刻，不少後續問題都需要事先部署。

首先，縣級以下貧困仍然存在。按照中國大陸現行貧困線標準（2011年2,300元人民幣不變價），乃是年收入3,000元人民幣，換算下來每個月收入是250人民幣，目前脱貧的成果，就是指在「縣級行政區」的尺度上，這個收入水平人口（貧困發生率）低於2%、且群眾認可度高於90%，但是在縣級以下的區位尺度，包含鄉、鎮、蘇木、街道、村等，還有一定數量的貧窮人口需要協助；另外，地區之間的差異也不能忽視，尤其是邊疆地區。比如2018年底全中國大陸的貧困發生率是1.7%、而西藏2019年初是8%、南疆則是10.4%、雲南為4.8%。另外，如果單單看到縣級貧困區「摘帽」，就認為消除貧困，容易忽視更基層的現實，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防堵「返貧」的發生。

再者，一個舊的貧困線被跨過了，之後還要不要訂定一個新的貧困線？例如，中共國家統計局2019年曾提出月收入2,000元到5,000元人民幣間為「中等收入群體」，當時引發劇烈反彈，質疑2,000元收入根本仍非常艱難；而中共總理李克強提過，全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1,000元在一箇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隱然有把1,000元人民幣作為新的貧困認定基準的迹象，但是目前中共官方仍未公開提到類似的話、也並未宣布任何新標準，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政治允諾下，承認新的貧困基準無疑也會再度出現眾多「貧困人口」、動搖對政策方向的信心。

第三，即使縣級區位的絕對貧困消除，相對貧困仍然非常嚴峻。尤其，以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來看，中國大陸自1990年代就不斷竄升，未曾出現顯著下降的趨勢，2019年的數據仍處在0.465的高位，高於國際認知下警戒線0.4不少，顯示大陸在引入市場經濟發展多年後，貧富不均仍然嚴峻（對比台灣2019年是0.276、香港2016年調查則是0.539），而相對貧困的議題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不僅敏感又棘手，更是根本性的挑戰，中共如何發揮重分配的政策效果，勢必也會受到更多關注。

第四，扶貧政策過程中雖然取得不少成就，但因為其本身是一種運動式治理，所以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也屢屢受到詬病、需要轉換成常態治理。舉凡各地奢華鋪張的「迎檢」、或者貧困縣耗費巨資的樣板景觀，皆時常激起民眾的反彈。較為誇張的案例如今(2020)年貴州省獨山縣、劍河縣先後被爆料以鉅額資金修建水司樓、苗族女神仰阿莎雕像，類似問題在湖南、陝西等各省也層出不窮；另外，「建檔立卡」跟脱貧審核過程中，不少地方的行政程序相當繁瑣，不僅國務院扶貧辦曾三令五申要克服形式主義、就連官媒《人民日報》、《中國新聞週刊》也都曾多次撰文抨擊過填表、簽名、開會的形式主義問題，但負面消息仍屢屢傳出。未來脱貧攻堅「勝利」後，運動式治理如何轉換成常態性治理，應投入更多的關注。

第五，完成扶貧很大程度靠的是每年的財政專項補助資金，而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也面臨財政依賴。包含社保與醫保，雖然都在扶貧政策「兩不愁三保障」的範圍內，但是各省之間的待遇差異極大，例如東北諸省就屢屢爆發鉅額資金缺口，而全中國大陸統籌社保、醫保的過程，面對資金缺口，原本是持續追繳嚴重的企業社保欠費問題，但隨着中美貿易戰、乃至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許多企業資金流動性驟陷危機，政府對企業的追繳也就放緩，也連帶使社保本身的財務更加困難。近期的做法是將國營事業股份注資到「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但是要國營事業平白拿出股權，心裏多少會有點疙瘩，未來究竟社保基金如何跟國營事業互動、有沒有其他副作用，值得持續關注並調整。

最後，1980年代迄今的扶貧政策過程中，尤其是2013年「精準扶貧」、2015年「脱貧攻堅戰」以降，施政者很多時候只關注物質基礎的改善，使得政策環節或許沒有充分考慮到當地歷史、文化、族群與生活型態，這都有待後續更完善的扶貧政策彌補。例如西北、西南各個邊疆省分「連片特困區」的「異地扶貧」政策，典型方式是將居民從被認為較貧瘠的祖居地遷移至設施較為現代化的定居點，這種方式的影響範圍遠遠超過物質上的扶貧，實為居民整個生活方式的改變，包含遊牧民族的定居化、當地居民的歷史記憶面臨中斷等，但這些議題都被地方官員以搬遷乃是「全自願」等理由回應。簡言之，即使解決了基本生活條件提升，扶貧造成的其他領域的政策赤字也需要補足，「繡花針」還是有不少功夫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