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央三「意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韌性和鈍性

「港版國安法」霸佔了全國「兩會」所有聚光燈、所有版面。事實上，在此之前的一周，中央相繼發布三份文件，冗長的文字並沒有在香港輿論中產生多大的漣漪，但蘊含的訊息意味深遠。當中最重磅的無疑是回答「甚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世紀之問，其他兩份則恰恰給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韌性和鈍性的兩個切面。
作者：任淼

三份文件當中，5月18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是標誌性中央文件，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使人「不明覺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5月17日）似乎離香港過於遙遠，事不關己；《關於金融支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5月14日）看似跟香港非常相關，但又難以看懂。

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毫無疑問是中共十九大報告和十九屆四中全會的延續性文件。《香港01》當時就有提出，在中共建黨百年之際，必須要回答的問題就是「什麼是社會主義」。

2019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系統描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譜，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十三個方面之一。

註：其餘方面包括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制度、生態文明制度體系、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黨和國家監督體系。

逾萬字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確實不好讀懂。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容易讓人混淆分不清楚。然而，要看懂這份文件，必須從這三個詞的邏輯關係開始。

首先，「社會主義制度」是最高的維度，正如前文所言，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系統描述裏，「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其中一個方面。

理論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應是陌生的概念。中共十四大明確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後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十五大第一次明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從十六大到十九大，一直強調要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表述，到十九屆四中全會擴為「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即表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擴展為三個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其中之一。

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行新的概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其優勢，使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關係更加協調，從而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更好地轉化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治理能力。

這是有迹可循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談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時曾說：「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言下之意，只有堅持而非割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科學發揮政府作用的有機統一，才能正確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整和科學的內涵。

去年11月，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歷史邏輯一脈相承、理論邏輯相互支撐、實踐邏輯環環相扣，目標指向一以貫之，重大部署接續遞進」。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也是一脈相承—為了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這種有機結合要求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供經濟基礎和制度保障。

事實上，今年4月初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首次系統描繪了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機制。如今進一步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此類文件並非是臨時可以完成的，不用跟任何短期事件掛鈎聯想，而如果連貫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調整，以及接連兩份意見稿看下來，基本就可以回答外界的質疑—「中國究竟是不是市場經濟體制」這個世紀之問。它當然是，但又不同於一般認知的市場經濟。

隱晦文字釋放重大信號

從十九大報告到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到要素市場化配置意見，再到上周發布的這份意見，可謂遞進地系統論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如何完善，需要做甚麼事，至此，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畫卷基本勾勒。當然，要注意的是，這項論述固然宏大，但基本上沒有具體時間節點的表態，後續每一個細節的進展都仍需跟蹤與評估。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恰恰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之下的兩個剖面。一個是東部（大灣區），一個是西部；一個是基礎建設，一個是金融發展；一個是N版再規劃（1999年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敲定對西部進行大開發的戰略決策），一個是灣區新嘗試。

確實，港人對西部大開發是沒有太多感覺的。此番更有疑惑—怎麼又來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已經升級了不同的版本，很少人會知道，其實最初就有「西部大開發總體規劃可按五十年劃分為三個階段」的規劃。西部，別說是港人了，即便對於大部份內地人來說，都相對陌生。即便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並不容易為人所知，更非媒體追逐報道的熱點，許多人感官上還停留在這片土地欠發展的階段。這不要緊，從今次意見提出強化基礎設施規劃建設、建設一批石油天然氣生產基地、積極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都能嗅到西部清新的味道。特別是「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引導，加大西部開放力度」，更可知在中央考慮西部大開發時，會統籌考慮到哈薩克、吉爾吉斯、巴基斯坦、印度等國的安排。

對西部大開發興趣寥寥，可以理解。但為何本地輿論對香港處於其中的《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也如此冷淡？

雖然在這份意見裏，「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發揮香港金融體系的獨特優勢，支持鞏固和發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強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互補、互助和互動關係」仍然被強調，但也不過如此。已經習慣了被冠以「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需要更清醒的認識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

仔細翻看這份《關於金融支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讓人產生兩點異常明顯的感觸。其一，在疫情大流行疊加國際金融市場動盪情況下，中央以粵港澳大灣區為平台向全世界發出了金融體系開放的重大信號，表明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無論遇到何種困難，都矢志不渝；其二，基於開放原則，中國資本項目開放又進一步，人民幣國際化力度更大。從意見中「30條」可見，金融市場開放更多「以我為主」， 在人民幣境外流通、清算、兌換等方面推出了多項政策措施，對比來看，境內部份的安排明顯更多。其實，今次意見毫無疑問是去年年初《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具體操作文件，一年以來，據公開報道，「金融支援大灣區17條措施已落地深圳」，試問，一年以來陷入反修例風波的香港在這個範疇內又做了多少工作？恐怕，中央戰略方針已定，有其節奏和規劃，香港已經時不我待。

去年爆發中美貿易戰，今年又有了新冠疫情這只「黑天鵝」，世界都在問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這三份文件用最為隱晦的文字表達在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下所具有的韌性和鈍性。韌性是能屈能伸、堅韌不拔，得不忘形、失不灰心。有了韌性才有彈力。鈍性是一旦認定目標，便持之以恆、絕不輕言放棄，直至成功。如此再看這幾萬字，便不再生冷。

上文節錄自第21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1日）《透視中央三「意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韌性和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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