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約瑟之問」到「李錄之答」　政治賢能制能否推動中國現代化

「1840年的鴉片戰爭，讓絕大多數中國人開始在落後捱打的痛苦中思考三個問題：為什麼中國與西方差距如此懸殊？中國如何能夠趕上西方？趕上以後的中國會是什麼樣的？是否還能重現往日的輝煌？」——這是李錄的新書《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中，對於中國現代化的「扣門之問」。李錄是喜馬拉雅資本的創辦人兼董事長。

從「李約瑟之問」到「李錄之答」

該書日前在中國大陸出版。該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脱胎於「現代化十六講」，他提出了人類社會從1.0文明到3.0文明演化的思想，討論了現代化的誕生、本質與鐵律，對中國未來的現代化演進進程做出了預測。

此書呈現了李錄對於人類文明和現代化進程完整、邏輯自洽的思考。其中，作者用冷靜的筆觸解釋了他對於現代化的理解，去試圖回答1840年後困擾中國180年的兩個時代問題——「現代化為何沒有在中國率先誕生」，「中國未來有無可能超過西方」。

英國劍橋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1930年代提出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什麼現代科學技術沒有最先在中國誕生？李約瑟之問，仍然聚焦於「科學技術」的器物層面，與清末大臣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和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清政府洋務派「師夷長技以自強」中的「長技」概念一致。但是此後100年的中國失敗歷史證明，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如果沒有現代化的政治制度的孕育，結果只能是「被夷制」。

因此，李錄對於「李約瑟之問」，用自己多年的投資經驗，從一個新的維度進行回答——「3.0科技文明誕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大西洋經濟的形成，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幾乎無政府的狀態下發展起來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自從漢代的帝國建立以後，隨着隋朝的制度創新，士大夫科舉制的形成，中國的王權政權已經是全世界最發達、最穩固的政權體制，2000多年沒有變化，甚至直到今天，讓政府沒有自己的政治意圖、不參與經濟活動也是不可能的。

或者我們換取一個更直接的說法，李錄在《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中，回答了這個從魏源，到李約瑟的時代之問，中國在近代沒有完成現代化的根本在於制度停留在2000年前，政治制度的保守導致了經濟制度的不自由。

中國的政治賢能製為現代化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

如果我們將「現代化」視為攸關中國命運與中國道路的核心問題，那中國能否在未來實現全面的現代化？李錄也在《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中有三個詞彙——軍事賢能制，經濟賢能制，政治賢能制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問題。

「賢能政治」並非李錄首創，曾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的貝淡寧教授曾在《賢能政治》一書中提出「下層民主，中層實驗，高層尚賢」的模式可成為選舉民主制的一種替代選擇，但是真正將經濟和政治融合，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如此融洽的融會貫通，構建對於「中國現代化道路」認知思維框架，確是在《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一書中首見。

在李錄所構建的對於文明1.0到3.0的框架下，就權力的目的、來源和分配方式而言，西方在農業文明時代實行的，主要是血統制及部分的軍功賢能制。在科技文明的現代社會，西方從人權概念出發，以個人「自然權利」的來源界定「公民權利」的目的和分配，可以理解為「經濟賢能制」。中國歷史上實行的是以權力分配機會平等為基礎的政治賢能制。

他認為，現代化就是當現代科技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時所產生的經濟無限累進增長的現象，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的3.0文明是經濟賢能制（Economic Meritocracy）的結果，無論你是誰，出身如何，你在經濟層面上有了自由上升的通道，可以通過努力飛黃騰達。只有當中國真正地達到市場經濟與科學技術的結合，並在國內外較為和平的大環境下，現代化在中國才開始大規模地發生。

經濟賢能制是誕生3.0文明的基礎，但是，當人類社會自19世紀進入現代化迄今，現代化的3.0文明的跑道上擠滿了「選手」，當所有人的跑鞋標籤上都印刻着「自由市場」字樣的時候，我們要重新考慮「政治賢能制」對於現代化的「短板效應」意義。就是說，完整的現代化國家出現概率，不取決於最長的「自由市場」木板，而是由「政治制度」這個最短的木板所決定。

正如我們今天所看到選舉政治的弊端，選民素質的參差不齊導致選舉結果難盡人意，政客為了得到選票過分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規劃。政治制度就成為制約多數現代國家在3.0文明止步不前的「短板」。選票不等同於民主，擁有選舉也與現代化無必然因果關係，當經濟賢能制已經建立，基於民主制度上的選賢任能制度，或許可以成為中國最終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關鍵因素。

孕育3.0文明的經濟賢能制與有着古老東方特色政治賢能制真正實現結合的時候，正是人類文明出現一種全新現代化制度之時。而今天，只有中國，這個同時擁有龐大市場，較為自由的經濟制度以及更為鮮明的政治制度的國家，為這種可能性的實現提供了一條全新的人類道路。這也是對於李錄在其自序中所談「我們看到，在人類的文明史上，當這種有解釋力的知識轉化成技術，並和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方式——賢能制（無論是政治賢能制還是經濟賢能制）結合時，產生的力量會把人類的個人創造力和集體創造力充分發揮出來。這就是我看到的意義」的理解。

最後，我們應該承認，李錄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更是一個優秀的學者和政治觀察家。儘管在他的新書中，對於2012年後的中國政治所談甚少，但是他對於十八大後中國反腐和中央集權加強的認知，是客觀而準確的——加強黨的領導也帶來了更加穩定的政府、穩定的國家，和穩定、持續、共同、單一的大市場。反腐運動還有效地遏制了貪腐和尋租行為，將一些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連根拔除，從而使一些原本很難推行的經濟改革成為可能。

誠然，很多人因此批評中國共產黨的強硬與傳統，但是這是中國數千年政治、宗教、文化的遺留，無論好與壞，皆是如此。將所有的批判和怪罪，完全推到中共成立不足百年的政黨身上是不公平的。

2019年11月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這個中共黨內高層最重要的年度會議主題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被定義為2013年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第五個現代化」，本質上也是習近平這一屆中共精英，對於「中國現代化道路」命題的思考。希冀這種對於現代化的「朝野討論」，能夠繼續延伸，深化，為人類通向更高維度文明、社會、組織方式提供一套全新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