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精神病患殺人判無罪惹議　蔡政府法律界人士「與惡的距離」

2019年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兩岸三地都曾引起不少討論，劇中聚焦於探討精神病患相關刑案背後的（潛在）加害人和被害人，以及雙方家屬、整個社會要求「正義」及主張「精神病患是病人而非犯人」等觀念的拉扯，劇情呈現多方視角，播出後好評不斷，還引發台灣社會反思。

因為這齣劇拍攝時獲得台灣前瞻基礎建設計劃預算補助，總統蔡英文在此劇熱播且各方好評不斷時，在她的Facebook專頁上將這個「背景資料」公告周知，列為蔡政府的「政績」之一。

然而近日，台灣再次掀起有關「精神疾患殺人無罪」的討論。首先是3月中旬，在新北市新店區發生的一宗隨機殺人案，犯案者宣稱自己患有思覺失調症（即精神分裂症），曾有就診紀錄但未按時服藥，才導致與妻子爭吵後無法控制情緒殺人。4月，2016年有小女孩被當街斷頭的「小燈泡案」，涉案王姓疑犯被判決無期徒刑三審定案，也是因為思覺失調症逃過一死。

4月30日，2019年8月鄭姓男子於列車上持刀攻擊執行公務的李姓鐵路警察，警察送醫後不治殉職的案件，嘉義地方法院一審宣判同樣以鄭男患思覺失調症判決無罪，將這波討論帶往最高點。

相關案件的犯案動機超脱常人理解，但辯方以思覺失調症為抗辯策略或在判決中得利是不爭的事實。一時之間，思覺失調症患者成為過街老鼠，「社區不定時炸彈」、「精障者殺人無罪」成為網絡討論焦點，「殺人者死」的「正義」再次瀰漫網絡空間，《我們與惡的距離》帶起台灣社會群體反思，彷彿船過水無痕。

由於「精神鑑定」涉及專業，且容易流於「公、婆各自說理」立場，本文不擬捲入其中。不過，包括蔡英文本人、行政院長蘇貞昌、內政部長徐國勇及法務部長蔡清祥等有法律界或法律背景人士，在「小燈泡案」和「殺警案」宣判後，網絡充斥「正義」之聲時，忍不住發聲成為「正義的夥伴」，箇中緣由頗值得加以探討一番。

蔡英文在「殺警案」判決無罪後表示「支持檢方上訴決定」，蘇貞昌表示失望、錯愕，還對法官下指導棋，表示「對於犯罪量刑應該要思考」；蔡清祥則說殺警行為天地不容，「不會讓以精神障礙為藉口、理由的犯罪者，逃避刑事責任」。

不過，「小燈泡案」疑犯被判無期徒刑定案時，蔡清祥當時温和地表示「個案上尊重檢察官與法官的認定」，法務部會檢討現行法規是否足夠；蘇貞昌則在全案判刑定案前，早在2019年10月底就點名犯案者「天理不容」，死刑判決定案就應該執行。蔡英文被人熟知的則是她以總統當選人身份，在2016年上任前給「小燈泡」一個「不會讓妳白白犧牲，這個社會破了很多洞，我會盡全力把他們都補好」的承諾。

從「小燈泡」案定案到「殺警案」一審判決出爐，不過半個月時間，不變的是一向好發議論，下指導棋的蘇貞昌，但蔡清祥、蔡英文都變了，尤以蔡清祥變化最大，不但先前有種種「專業」理由難以推動的「司法精神病院」，在網絡「正義」之前，立馬變成可以配合推動的政務，在他口中原本需要檢討的精神障礙者犯罪相闗法令，在「主流民意」之前，反而變成「不會讓精神障礙成為藉口以逃避刑事責任」的執行者。

持平而論，包括《精神衛生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致力消除台灣社會對精神障礙者、身心障礙者及有毒癮者「去歧視化」，「是病人不是犯人」的法令修正，民進黨多扮演「主要推動者」角色，不能不說，相關修法對促進社會和諧大有幫助，民進黨政治人物亦因此一向自栩是「進步價值」的同路人，並從中獲得不少光環與肯定，還有最重要的選票。

不過，何以思覺失調症在彼時「是病人不是犯人」，此時卻變成「逃避刑事責任的藉口」？還是得從蔡英文給「小燈泡」的「承諾」來看。蔡英文在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打着改革旗號當選，司法改革更是民心所向的重中之重，細數她的「政績」，吃力不討好的司法改革不但早早就束之高閣，寥寥可數的幾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也被活生生演成威權復辟。

探討台灣這波妖魔化精神障礙者、法官及精神鑑定人的聲音因何而起？說到底，的確就是蔡英文沒有用心將台灣「社會的洞補起來」， 包括架設社會安全網承接精神障礙者、讓醫療體系及社會福利機構成為患者家屬的助力及分身，以及完善司法精神病院及相關法例，避免讓真正的精障者被視為犯人，也避免一般的犯人有「漏洞」可鑽。

或有人會說本文的陳義過高，說比做容易，但別忘記蔡英文2016年上台至今，民進黨一直是完全執政，除了無法獨力修憲，有違憲之虞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國安五法、工廠管理輔導法、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案等爭議法案，亦無不是由民進黨一黨完成，因此，蔡英文無法完成對「小燈泡」的承諾，「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蔡英文表態支持檢方上訴，蔡清祥又發表對「精障者犯罪」的「歧視性」言論，無非是要為過往4年的無作為卸責。若蔡英文將《我們與惡的距離》帶起台灣社會種種反思當成政績，彼一時，此一時，蔡英文政府中的法律界人士角色反轉為何如此之大，恐怕更值得台灣人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