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益尾知佐子·下｜社會情緒急速變化　中國的行動原理是什麼？

在訪談上篇《專訪益尾知佐子·上｜特朗普2.0是世界悲劇的開始嗎》中，東京大學博士、九州大學比較社會文化研究院教授益尾知佐子談到了特朗普的再次當選，以及中國崛起之後的選擇對亞洲秩序的作用力，其實在兩個半小時的訪談過程中，益尾談論最多的，還是中國的問題，尤其是疫情前後中國社會面的巨大變化。

「如果將來寫歷史的話，對我來說最有吸引力的是怎麼表述和理解疫情這三年的情況。疫情發生前，很多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非常有信心，但是疫情之後，很多人沒有了信心和希望，整個變化非常大。中國政府如何應對疫情可能是解讀當前歷史非常重要的部分。」益尾說。

2022年7月19日，益尾在《日本經濟新聞》發表題為《與其搞體制對立不如採取現實主義》的文章，其中援引了哈佛大學2020年發布的一份民調，數據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高達95.5%（調查於2016年進行）。益尾在文中寫道，這一數字雖然令人感到震驚，但一直以來中國政府確實在打擊貪腐、整治環境、消除貧困等領域傾盡全力，幾乎所有的中國民眾都對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給出積極評價。

但疫情之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益尾將其歸結為三個方面的變化：首先是中國經濟上的變化，沒想到經濟會突然面臨那麼大的困難，很多經濟學家也沒有預料到，這其中當然有中國勞動人口的變化等因素，但造成現在這樣嚴重的困難很多人還是沒有預料到；其次是民眾心態上的變化，民眾對政府的信心降低，很多中國年輕人為了避開中國的政治氣氛來到日本，另外，中國的企業家也開始在中國之外尋找機會；最後是國際關係層面，疫情期間中國的很多做法和言論讓西方國家相信中國已經變成他們的敵人，疫情之後中國想要回到原有的國際秩序裏面，已經有很多障礙存在，與西方國家再建立信任關係也變得很不容易。

雖然三年疫情成為益尾關注中國變化的關鍵事變和節點，但早在疫情前，作為在日本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益尾2019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行動原理：以國內潮流所決定的國際關係》中，就試圖釐清中國行動背後的驅動力和原理。面對記者提問「這本專著的問題意識是什麼」，益尾坦言這本書並非自己主動想寫的，而是出版社的要求。

「在日本市場中已經有很多討論中國問題的書。但很多書的基本立場是有偏見的，是討厭中國的，總是從負面感情展開論述。我不喜歡這樣，因為從現實主義出發，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喜歡不喜歡，中國一直會是我們的鄰居。我可以理解很多日本人面對中國崛起的心態，但我們需要了解中國人考慮問題的方式，了解對方後，你才能明白如何與對方共存。」益尾補充說，為了讓日本人，特別是與中國打交道的政商人士了解中國的思考方式、行動方式，所以寫了這本書，而這本書後來得到很好的反響和評價，也出乎益尾自己的預料。

也因為這樣，益尾也更加篤定中日雙方了解彼此的高需求。「確實現在很多日本人不喜歡中國，也有很多中國人不喜歡日本，但情緒歸情緒，實際的需求還是存在的，這是兩回事，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找到兩國共存的路徑，依然非常重要。」「通過這本書，讓人們意識到，在日本原來有如此多的人，希望能找到和中國可持續相處的路徑，而不是一味地很情緒化地『討厭中國』。」

至於什麼是中國的行動原理，益尾在書中從幾個方面展開論述——

首先，當今中國的世界觀在中國行動原理中至關重要。中國世界觀的組成主要有對近代中華帝國破敗後的喪失感、強烈的現實主義、中共歷來的組織習慣以及中國自身對和平這一概念充滿不安情緒的理解（與日本對和平概念的理解完全不同）所組成，這些可以被認為中國國內的政治力學的能量來源，而這種政治力學所產生的效應直接影響中國的對外政策並向外溢出。

其次，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和家長制是影響中國行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與日本相比，中國傳統家庭中的家長制更能夠保證領導人的權威和對政局的控制能力。同時，中國以父子關係所代表的傳統家長制還決定和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總體潮流。在中國，圍繞這種家長制（領導權）產生的政治潮流還在主導整個社會，決定中國人的行動模式。

第三，先行一步的中國地方政府和各個部委。地方政府和各個部委在中國的改革大潮中獨自發揮著作用，其根本目的是參與國內競爭，使得自身在國內經濟發展中處於領先，並通過擴大與其他地方或組織的差距，獲取政治上的利益。有時地方會通過一些手段倒逼中央政府接受地方的行動，製造生米煮成熟飯的景象，有時，在同一問題上，不同的部門會用不同的手段介入處理，競爭優勢，向中央展示自身的重要性，以獲取中央的政策傾斜或政治獎勵。有時這些行動涉及到國際關係，因此就會呈現出中國的對外行動不一致甚至是矛盾拉扯的景象。

概括起來，益尾對記者說，中國的政治和日本的政治非常不一樣，日本政治會有變化，但總的來說是非常穩定的，連續性很強。但中國國內政治的運作方式給人感覺一直在變動，雖然也有規律可循，但總體上呈現出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中國領導人在改變中國和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方面，起着某種關鍵性的作用。比如鄧小平時代，在經歷過毛澤東時代後期的不穩定之後，他認識到這種政治氣氛控制所有系統存在不穩定，所以要努力建立黨內和政府機構的規則和秩序，形成新的穩定系統。也因為鄧小平，中國國內氣氛以及很多人的命運，就因為被徹底改變了。

在採訪過程中，益尾還提到自己年輕時跟隨傅高義學習和做研究時，這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對自己的寄語，「你將來要做中國和日本的橋樑。」益尾說，自己其實有心無力，《中國的行動原理》應該會是自己最後一本用日語寫的專著，後續將開始更多用英文和中文寫作，以爭取更大的可能性，包括扮演橋樑的可能性。

（資深國際時政記者海鳴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