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益尾知佐子·上｜特朗普2.0是世界悲劇的開始嗎？

在Google中輸入關鍵詞「益尾知佐子」，顯示的詞條不算少，在有限的中文詞條裏，益尾主要都在談論中國問題，包括中國的外交。比如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益尾接受封面新聞專訪提到「鄧小平訪日下定了改革開放的決心」；再如2019年12月，益尾受邀在南京大學舉辦講座，主題圍繞傅高義（Ezra F. Voge）所著《中國和日本》展開；還有2022年7月22日參考消息轉載益尾發表在《日本經濟新聞》的文章《與其搞體制對立不如採取現實主義》，以達到間接喊話日本政府的效果。

在中文網路，很多人並不熟悉益尾知佐子，但如果提到傅高義所著《鄧小平時代》，很多人一定不會陌生。益尾知佐子是東京大學博士，現為九州大學比較社會文化研究院教授。2004年至2007年，益尾擔任傅高義的研究助手，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的對外政策以及圍繞中國的國際關係。2014年至2015年，益尾應傅高義的邀請，再任哈佛燕京學社共同研究學者。也因為這樣的機緣，傅高義所著《中國和日本》、《鄧小平時代》均由益尾完成日文版翻譯。益尾本人的著作則多數與中國相關，包括《中國的行動原理》、《中國政治外交的轉折點》以及《中國外交史》等。

日前，《香港01》專訪了益尾知佐子。正式訪談開始前，氣氛異常輕鬆，益尾用流利的中文說，「可以叫我蘇琪」，還談到中國和日本最近的天氣。但進入訪談之後，不管是談論特朗普的再次當選，還是中國在疫情前後的社會變化，以及中日關係，氣氛卻很難真的輕鬆起來。

在特朗普第一次當選後，益尾曾發表文章《特朗普喜劇是世界悲劇的開始嗎》表達過擔憂。該文寫道，當柏林牆倒塌宣告了冷戰結束的時候人們為自由的勝利而歡呼，人們深信，開放而寬容，尊重多樣性的社會體制，能夠最大程度激發人類的潛能，並且是不斷實現技術創新和維持經濟繁榮的最適合的體制。但是這些價值的標準如今迅速地失去可信度。美國在1月20日以後以「美國優先」為名，連日上演了「特朗普喜劇」，主張反移民、反伊斯蘭的特朗普亂髮超出法規的總統令，結果攻擊了本國自由民主體制本身。或許這就是美國悲劇的開始。如今不只是美國，在很多國家，排外的民族主義開始復活，整個世界再次向以國家為中心的時代回歸，這也意外地證明了世界的一體性。

面對記者提問「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再次當選」、「特朗普2.0是世界悲劇的開始嗎」，益尾說特朗普再次當選，表示美國很多人對於全球化反感還是比較大，很多人認為，自由化的國際秩序對自己帶來的好處比較少，再加上特朗普非常自信，很多人支持他的「美國優先」，這也是美國的一種變化，「如果沒有特朗普，可能還會有第二個特朗普，雖然特朗普的個性很強，但顯然不只是他個性的問題，而是美國整個潮流的變化。這種潮流的變化，也是特朗普再次當選的原因。」

至於特朗普當選對日本意味着什麼？益尾表示，日本一直非常重視跟美國的關係，而且日本以前對美國的期待是比較高的，美國在二戰之後在維護國際秩序方面還是做的比較好的。雖然很多日本人對過去的秩序很懷念，但是很多人已經認識到，這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同時看到中國的大國化，現在有兩場戰爭在發生，圍繞台灣的情況也不樂觀。我們現在到底面臨什麼樣的歷史階段，我覺得大家都會有這樣的疑問，研究美國的人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我自己比較關注中國的問題。」

提到她所關注的中國問題，益尾提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前後中國社會面的起伏變化，以及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看法。2018年，益尾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8（上）》發表文章《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看法：探討今後亞洲國際秩序的走向》，其中呈明瞭圍繞中國議論的多樣性，並在最後就「中國的大國目標應該是什麼」給出了一道選擇題：中國想成為大家都害怕的『領導』，還是想成為能夠解決具體問題受人尊敬的「leader」，亞洲未來的走勢取決於中國的選擇。

面對記者提問「相較於2018年的多樣性，今天對於中國的看法是否在逐步趨同，至少在輿論呈現上給人的感覺是如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12月18日在外交關係協會的一場活動上也說，拜登政府執政四年的成就之一，就是讓美國的盟友在如何應對中國的態度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一致。

益尾說，中國自身是包含很多可能性的國家，「我認識的很多中國人每個人的看法都很不一樣，中國人有着很強的批判意識，雖然很多問題不公開表達意見，但腦子裏和私下裏會考慮很多問題。」「在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看法現在比較一致化。但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很多樣，他們針對中國的看法也是比較多樣。在這裏也有一個潛在的可能性，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對中國也有利。如果中國能改變現行的外交方式，中國還有希望變成建設性的大國，打破之前的模式，不是那種讓世界懼怕的領導，而是可信賴的、包容性的leader。」

「中國要想改變其他國家對自己的看法，關鍵是中國要改變自己跟俄羅斯的關係。」在益尾看來，中國為什麼幫助俄羅斯，是因為對中國也有利的部分，比如讓西方國家的關注聚焦在歐洲，減緩中國安全上的壓力。但俄羅斯表面上對中國友好，其實一直只是在關注自己的利益，與俄羅斯的接近後中國事實上幫助俄羅斯承接了來自西方的巨大壓力。所以對中國來說，或許減少和俄羅斯的合作，努力緩和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對中國長遠來說更有利。對於中國考慮問題時經常將自己同美國比，益尾坦言「中國也『太關心』中美關係了。毛澤東時代認為蘇聯是最大的敵人，現在中國的外交行動也類似，但從為了對抗蘇聯轉變為為了對抗美國。」

此外，益尾還談到中國發出的三大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的影響。「中國倡導全球南方的合作，提高他們的聲音，這個方向是對的。通過全球南方的倡議，我也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更積極聆聽他們的聲音，為了解決世界上的具體難題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但同時，在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益尾註意到參會的中國學者越來越傾向於「照本宣科」，發表意見也非常「慎重」，這並不利於中國在國際場合拓展自己的影響力，不利於中國與世界的溝通交流。「如果中國願意提高自己的國際話語權，就有必要改善內部的政治氣氛，因為中國人是很聰明的，如果沒有國內的政治障礙，他們（中方學者）會更積極的發聲。」益尾說。

（資深國際時政記者海鳴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