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為什麼能成為世界上唯一沒出現金融危機的國家？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2018年，是全球經融危機十周年，同年8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的文章，其中表示，如果要找一個詞來形容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最合適的是「奇蹟」這兩個字。
本文轉載自《北京日報》2018年8月15日刊文
作者：林毅夫（北京大學教授）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指標，1978年我國人均GDP僅有156美元，一般認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區，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人均GDP是490美元。與世界上其他貧窮國家一樣，中國當時有8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之下。
當時，中國也是非常內向的經濟，出口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僅占5.6%，兩項加起來僅為9.7%。而且，出口的產品中75%以上是農產品或是農業加工品。
在這麽薄弱的基礎上，1978年到2017年，中國經濟取得了連續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速度，在人類經濟史上未曾看到別的國家或地區以這麽高的速度持續這麽長時間的增長，並且我國對外貿易每年增長的平均速度達到14.5%，在人類經濟史上也沒有任何別的國家能夠這麽快速從封閉經濟變成開放經濟。
在這樣的增長速度下，2009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出口額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並且97%以上的出口產品是製造業產品，所以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
曾經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家，最早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英國，到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世界工廠」變成美國，二戰以後「世界工廠」變成德國、日本，現在變成中國。
2013年，中國貿易總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去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在此過程中，七億多人口按國際貧困線標準脫貧，對過去40年世界減貧事業的貢獻率超過70%。在這段時間內，雖然中國經濟崩潰論此起彼伏，但是，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中國改革開放為什麽能取得這樣的成績
要回答此問題，必須先了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麽，表面上看，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物質不斷豐富，但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對現有的產業進行技術創新，讓勞動者生產出愈來愈多的好產品；另一種方式是產業升級，將資源從附加值較低的產業部門配置到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部門。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兩個方式是一樣的。
發展中國家有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可能性，被稱為後來者優勢。利用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
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於世界前沿，僅有發明新技術、新產業，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僅要下一期生產活動採用的技術優於本期，就是技術進步；僅要下一期進入的新產業附加值高於本期，就是產業升級。
由於技術先進程度和產業附加值水平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對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通過進入附加值比現有水平高且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實現產業升級。
當然，利用後來者優勢僅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並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快速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大幅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是這13個經濟體中表現最為搶眼的一個，也是趕超速度最快的一個。
所以，我認為，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能夠實現高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充分利用了後來者優勢。為什麽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沒能利用後來者優勢？最主要的是思路決定出路的問題。
為什麽中國轉型取得成功，而同期其他國家轉型失敗？
如認為市場化改革是造成1978年前後中國經濟差異的主要原因，為什麽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轉型，其他社會性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在進行與中國相似的、由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他們是危機不斷，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愈來愈大，而我們是穩定快速地發展？
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開始轉型，當時認為，這些國家在轉型前經濟效益不好是因為政府對市場幹預太多，沒有建立與發達國家一樣完善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
當時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經濟轉型必須實施「休克療法」，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把政府的幹預全部取消，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目標雖好，但這樣的轉型思路忽視了原體制中的政府幹預是為了保護和補貼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如取消保護補貼，結果必然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破產倒閉，造成大量失業，短期內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帶來巨大沖擊。
而且，重工業中有不少產業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私有化，國家也不能放棄，必須繼續給予保護補貼，而私人企業主要求政府提供保護補貼的積極性比國有企業更高。尋租、腐敗嚴重，效率反而更低。
中國經濟為什麽能夠維持穩定並快速發展？
我們推行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於資本密集、規模大、與就業和國家安全有關的產業，在轉型期間繼續給予必要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經濟穩定；對過去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的，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產業，放開準入，積極招商引資，並以務實的方式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等，將其變成競爭優勢。
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發展，資本快速積累，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了我國的比較優勢，企業由缺乏自生能力變成有了自生能力，保護補貼由「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可以而且應該給予取消，才能根除在漸進雙軌改革進程中存在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幹預所導致的腐敗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並使我國完成從雙軌制到完善的市場制度的過渡。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我國採取的漸進雙軌制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主張一次性消除政府幹預。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務實的漸進雙軌制是我國維持經濟穩定和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總結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 對現代經濟學有何意義
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致力於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但成功的經濟體非常少。二戰後至今，在近200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僅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一個是中國台灣，另一個是韓國。2025年，中國大陸很可能成為二戰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
通過比較二戰後少數幾個成功和絕大多數不成功的經濟體，我發現，迄今還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而少數幾個成功經濟體的共同特點是：其政策在推行時，從當時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
比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追求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當時主流的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實現這個目標，應該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以政府主導來配置資源，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推行這種戰略的經濟體都未能取得成功。
少數成功的東亞經濟體，卻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產業開始，推行出口導向而不是進口替代戰略，當時這種發展方式被認為是錯誤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都從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轉向市場經濟，當時的主流理論是新自由主義，倡導「華盛頓共識」，主張採用「休克療法」，一次性消除各種政府幹預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按照這個方式來轉型的國家，遭遇的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少數幾個經濟體像中國、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發展，採用的卻是雙軌漸進的改革模式。為什麽是這樣呢？
因為主流理論來自於發達國家經驗的總結，以發達國家的條件作為理論的前提，由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條件不同，照搬來自於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發展中國家必然遇到問題。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們現在採用的理論都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麽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麽，比如結構主義，或者看發達國家哪些方面做得好，就讓發展中國家照搬，比如新自由主義。
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完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對市場有很多幹預，就主張發展中國家採用發達國家的制度安排，實際上，這樣的理論忽略了重要一點，就是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條件的差異性。
這是2012年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開始提倡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原因，它與過去主流經濟學有很大的差異，是總結於中國自己成敗的經驗，也是總結於二戰後發展中國家和經濟體成敗的經驗。
這樣的一個理論來自於發展中國家，自覺地把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作為出發點，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為什麽成功，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未來如何發展。同時，這樣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鑑價值。
我認為，僅要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繼續深化，中國在21世紀將變成最大的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將是最重要的世界經濟現象。世界的經濟中心歷來是經濟學理論的創新中心，著名的經濟學家多出於此，所以，21世紀當中國變成世界經濟中心時，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就將大多來自於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的國家，中國與其他的發展中、轉型中國家，條件是比較相似的，我們提出的理論將能比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更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