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是距離科技革命最近一次：能否抓住機遇決定國運

近年來，伴隨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和美國科技圍堵的刺激，中國政府日益把科技創新擺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不久前閉幕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所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專門章節來強調「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圍繞教育、科技、人才三個方面進行適度放權。這是繼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之後，20年來三中全會文件最大篇幅拔高科技創新。

在這背後，是中國經濟越來越難以靠資源、靠資金、靠勞動力大量投入來推動經濟快速發展，是科技創新之於社會發展、國家興衰的基礎性作用，是在以主權國家為基本競爭單位的當今世界秩序下中美博弈呈現長期化態勢。正因這樣，所以近年來中國政府着重強調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把科技創新視作突出重圍的抓手。

從應然層面來說，這是合理的必然選擇。人類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一個國家的興衰與科技創新水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第一次科技革命及其帶來的工業革命，是英國和西歐崛起的最直接原因，美國的崛起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第二次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國在近代的積貧積弱，在西方堅船利炮的衝擊之下國運沉淪，與錯失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有直接關係。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起初因為反右、文革等一連串殘酷政治運動的衝擊，而錯失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起步，但後來因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轉折，讓中國趁勢全面學習和引進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並與低成本勞動力優勢、龐大市場優勢相結合，從而推動經濟的騰飛。

與前三次科技革命相比，今天中國是有史以來距離科技革命最近的一次，能否抓住歷史機遇，通過帶動科技、教育、人才的發展來大幅推進現代化進程，將直接決定未來幾十年的國運。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發生時，中國處在封閉、腐朽、落後的清朝，內憂外患。第三次科技革命發生時，中國又被狂熱的極左政治裹挾，但所幸後來改革開放抓住機遇。然而，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仍然落後、貧窮，符合比較優勢的做法是發展技術水平較低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今天的情勢則發生根本變化，經過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積累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濟騰飛，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國民受教育水平、科技積累、產業水平都發生質變，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條件堪為有史以來最好。

不過，中國除了要進行歷史的縱向對比之外，還應該進行世界範圍的橫向對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40多年的持續發展經濟和融入世界體系，自然不是改革開放之初的貧窮落後面貌所能比擬，更與晚清時期的中國和文革時期的中國有根本區別。然而進行橫向對比的話，改革開放才40多年的中國科技創新水平尤其是在核心技術、基礎研究層面仍然與工業化已經一兩百年的歐美存在不容忽視的差距。

習近平在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情況說明中表示：「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體系整體大而不強、全而不精，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狀況沒有根本改變。」這既是當下中國面臨的短板，又是中國在方興未艾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所應解決的問題。

有鑑於此，在面對以人工智能為主要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時，中國理當為科技、教育、人才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內外環境。得益於改革開放40多年的積累，中國除了有龐大人口優勢之外，還有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還有完整的工業體系、中高端的技術水平、日益增加的研發投入、國民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

與此同時，中國的科技創新雖然早已擺脱反右、文革時期的狂熱政治運動的衝擊，但仍然受到權力的任性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危害，學閥、小圈子、近親繁殖、排斥異己的現象較為嚴重。高房價、高生活成本和日漸凸顯的階層固化，讓原本有望推動經濟往縱深發展的中下階層年輕人，深陷「捲不起、躺不平」的兩難困境之中，難以潛心進行事關長遠發展的創造性工作。企業的健康發展缺乏公平、可預期、穩定的法治環境，培育創新型人才的社會環境在開放、多元和包容層面存在明顯短板。

在改革開放40多年中積累的經濟發展水平，讓中國面對第四次科技革命具有有史以來的最好環境，但權力任性、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法治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短板、階層固化、高房價正在壓抑大批中國人的活力與創造力。假若中國能在鞏固既有優勢的同時持續不斷挖掘國民的潛力，為年輕人、中下階層民眾、企業家創造公平、開放、包容的環境，讓他們人盡其才，那麼，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所釋放出來的活力與創造力，將為抓住科技革命機遇、改變國運打下紮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