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和束星北的不同遭遇給中國的重大警醒

當地時間8月4日，享譽全球的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在美國三藩市去世，享年97周歲。李政道是一位對人類物理學和中國科教事業有重大貢獻的傑出學者，1957年他與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創下華人世界的記錄。他們兩人的獲獎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自覺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後來李政道又深度參與中國科教事業，多次向鄧小平建言，對改革開放後中國科教事業的進步有重大貢獻。

李政道的巨大成就、貢獻與他的恩師束星北的不幸遭遇，讓人不能不反思中國曾經那段不堪回首的摧殘人才的歲月，警醒中國日後絕不能重蹈歷史覆轍。李政道生於1926年，1943年就讀於浙江大學，恰逢物理學家束星北在浙江大學任教。束星北生於1907年，青年時期曾在歐美留學，是一位造詣極高的物理學家和教育家，他在浙大任教期間發現了李政道，並重點培養李政道，兩人成為師徒和知己。

1946年李政道赴美留學，師從物理學大師費米（Enrico Fermi），1950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理論物理學博士學位。那時候，新中國已經成立，束星北留在內地任教，而李政道選擇留在美國從事科研。據網上流傳較多的說法，曾與李政道同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文學研究專家、翻譯家巫寧坤，在1951年回國過程中，曾詢問為他送行的李政道為什么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后者說他不愿讓人洗腦。無論當年李政道是否說過這樣的話，但歷史已經證明，他留在美國，無論對他個人的命運還是對人類物理學和後來中國科教事業，都是極為明智和正確的選擇。

當年毅然返回中國的巫寧坤和李政道的恩師束星北一樣，很快便遭到一連串殘酷政治運動的衝擊，在嚴重缺乏法治和人權保障的年代，無端被打成極右派。期間，巫寧坤被開除公職，被送往監獄，被押往農場進行勞動改造，被批鬥，被關「牛棚」。束星北同樣十分不幸，一身的才華無處施展，遭到殘酷打擊，只能被迫抬土筐、搬石頭、掃廁所。與他們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留在美國的李政道有一個非常好的研究環境，並迅速獲得巨大成功，與楊振寧一起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在那個極端的年代，像巫寧坤、束星北一樣不幸遭遇的知識分子、科學家比比皆是，大約20年時間裏，數十萬人才遭到衝擊，整個中國的人才培養出現斷層。

1972年中美關係改善，在美國已取得巨大成就的李政道回到中國，獲得時任總理周恩來的高規格接見。當時周恩來對李政道說，希望他為解決教育人才「斷層」做些工作，比如邀請海外人才來華講學。然而，李政道表示，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和教師，只是他們沒得到使用，比如他的老師束星北。從那時開始，包括1974年獲得毛澤東的接見，李政道開始頻繁向中國高層提出培養人才的建議，甚至在面對「四人幫」的反對和質疑時，他敢於據理力爭。後來隨着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的到來，李政道的主張開始在中國落地，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政道對中國科教事業的影響與鄧小平的推動密不可分。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後復出，以科技、教育為抓手，開始對文革期間的極左亂象撥亂反正，恢復高考，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主張大力發展科學、教育。據了解，鄧小平與李政道至少會見14次。李政道曾撰文寫道：「近20年來，我為推動祖國科學和教育事業做了幾件事，如：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造，博士後流動站制度的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度的完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以及建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等等。這些工作大多是我直接向小平先生提出的，無不受到小平先生的直接關懷和幫助。我與小平先生交往中的話題，主要是圍繞上述工作創意籌劃和實施而進行的。」

在許多人看來，李政道雖不是中國國籍，但稱得上偉大的愛國者，他用數十年的時間，致力於推動中美科教合作與中國科教事業的發展，將大批中國學生送往世界一流大學，改變了許多中國人的命運。與李政道的命運形成鮮明反差的巫寧坤、束星北的命運乃至背後數十萬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遇，則警醒着中國牢記歷史教訓，要儘可能為更多的國民創造一個人盡其才的開放、公平、包容的社會環境。畢竟，人類歷史已證明，一個國家能在多大程度挖掘國民的潛力，往往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