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劇今解・大明王朝1566｜兩股力量的鬥爭是一場持久戰

在內地電視劇排行榜中，有一部歷史劇常常被提及且居於榜首，那就是由張黎執導、劉和平編劇、拍攝於2006年的歷史題材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副題為《嘉靖與海瑞》。該劇以明朝嘉靖年間為背景，以虛構的「改稻為桑」為故事軸心，呈現了不同力量之間的鬥爭，其中嘉靖與海瑞的鬥爭代表統治階層與底層民眾的鬥爭，徐階、高拱、張居正為代表的清流派與嚴嵩、嚴世蕃、鄢懋卿等嚴黨之間的鬥爭屬於官僚之間的鬥爭。

看過該劇的人應該不會忘記這樣兩個經典場景：一個是海瑞上了「死諫」之後與嘉靖的對話，一個是在「改稻為桑」的問題上清流派和嚴黨為打倒對方機關算盡。

在該劇中，海瑞無疑是正義的化身，穩穩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嘉靖在最後送給海瑞八個字——無君無父、無國無家，其實也在間接讚揚海瑞實乃真正的孤臣，沒有私心、無黨無派。也因為這一點，註定嘉靖不會妄殺海瑞，但基於皇帝的「面子」，嘉靖卻不能不努力「說服」海瑞，所以才有了該劇最後一集的「長江黃河論」。當嘉靖問海瑞他奏摺裏妄談的那些堯舜禹湯、漢文帝、漢宣帝、漢光武、唐太宗、唐憲宗、宋仁宗、元世祖都去了哪裏時，海瑞說：「都在。在史冊裏，在人心裏。」兩人的對決將各自的立場亮明，沒有對錯，只是「屁股決定腦袋」。當畫面立刻轉向飢寒交迫的百姓在鵝毛大雪中的悽苦情狀，觀眾大概也能明白，什麼才是維持長治久安最為持久的力量，導演和編劇也在通過這種方式告誡人們：以史為鑑、敬畏人心。

從歷史照進現實，「庶民的力量」仍不容低估。很多人可能會誤以為今天中國的崛起，全仰賴於這幾位有着先知先覺和遠見卓識的領導人，其實不然。因為在這個時代大變局裏，不只有最高領導人、執政者，還有數量之巨的普羅大眾。他們在毛時代對於當家做主的強烈願望，在鄧時代求變的渴望，在今天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才是中國崛起的最大推動力。毛澤東帶領的共產黨為什麼能打敗國民黨？依靠的正是庶民的力量，是「小米加步槍」、「農村包圍城市」。當鄧小平剛要解放思想還未提出要不要廢除人民公社體制的時候，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的20名農民代表已經通過集體畫押，完成了「分田到戶」的驚人之舉。今天雖然外部世界充斥着對中國的唱衰，但數量之巨的普羅大眾仍在不斷追求美好生活，這便是最大的發展動力所在。

再看清流派與嚴黨之間的鬥爭。作為一部文學藝術作品，劉和平沒有必要一對一還原歷史事實，但他的歷史觀卻早已躍然紙上，那就是人都是制度和環境的產物，奸與忠從來就不是絕對的，清流派與嚴黨在「改稻為桑」問題上的鬥爭，就很好說明了這一點。作為「奸臣」的嚴黨們，為填補國庫虧空也為繼續從中牟利提出不切實際的「改稻為桑」，不惜毀堤淹田，置黎民百姓於不顧，但清流派是否就是絕對的清流呢？為了鬥倒嚴黨，張居正便給裕王獻策：「王爺，長痛不如短痛，這次乾脆就讓浙江亂了，就當做我大明朝身上爛了一塊肉！」譚綸聽後附議：「是大謀略，只是苦了浙江百姓。」很顯然，只要能鬥倒嚴黨，就算浙江亂了又有何妨？這就是清流派的冠冕堂皇。而譚綸之謂「苦了浙江百姓」，應驗了那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該劇最後，還有對這一點更具體的呈現與表達。一是裕王看到徐階的家人圈地不法，大發雷霆：「什麼六、三、一，六成歸田主和棉商，三成歸朝廷，才一成給百姓，這樣做和嚴嵩嚴世蕃他們當年在浙江改稻為桑有什麼兩樣？」一是嘉靖自覺命不久矣，對兒子的一段治國忠告：「沒有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有時候也由不得他們。看清楚了，賢時便用，不賢便黜。」這也呼應了嘉靖在開頭一出場的一段話——「你們這些人有些是雲，有些是水，所做的事情不同而已。都是忠臣，沒有奸臣。」

還記得2021年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有一場陳獨秀與長子陳延年的對話，陳獨秀在這次對話中表達了自己對於革新派與保守派、新文化與舊文化之爭的理解， 「革新派和保守派的爭論，是一種學術的進步現象，是學術之爭，不是敵我之分，比如北大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跟辜鴻銘、劉師培、黃侃之間的爭論，它就是這種性質。爭論問題，各抒己見，慷慨激昂，甚至雙方會罵幾句，這屬於正常的，縱觀世界各國的歷史，新文化的發展，都有這個過程，革新派和保守派是相對的，今日的保守派，從前可能也是革新派，今日的革新派，將來也許會變成保守派，世界進化的大流倘若沒有止境，那麼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抗爭，也便沒有止期。即使再過一百萬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界終究是革新和保守的抗爭之世界。到了一定時候，環境變了，人們對新舊之爭的認識也會發生變化，甚至會逆轉。」

歷史從來是在兩股力量的鬥爭中前進，有時候是進兩步退一步，有時候進一步退兩步。《大明王朝1566》之所以長居神劇榜首，被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關鍵原因在於該劇一方面以海瑞為載體，穩穩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堅信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是「以人民為中心」，庶民的力量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最根本力量，最終的功過是非也自在「人心」；另一方面則通過清流派與嚴黨之間的鬥爭，來呈明歷史唯物主義，人民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社會制度、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但人民創造歷史的活動和作用總是受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條件的制約，清流派也好，嚴黨也罷，革新派也好，保守派也罷，也都受到某種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制約，用盧梭的話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中國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的總論中有這樣一段話：傳統政治的積弊，雖是歷史，同時也是現實。外貌變了，實質仍未變。如何能不仔細研究呢？正為我們誤認了以往政治傳統一切該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時我們對一切傳統和習慣，也失去了共尊共信心。幾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變了新花樣。但無論如何，不得不先求國家之統一。要求統一，便要中央集權。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這就成為辛亥以來政治上一個大問題。我們若拿不出一個為全國人民共尊共信的東西來，這工作自然會感覺到困難。而且建立中央，同時又須顧及地方，這不是更困難了嗎？

透過《大明王朝1566》，歷史沒有呈現出本來的面貌，卻也呈現了更本真的一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