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國際化｜一方追捧、一方冷待　揭示歐、亞大學取態緣何兩極

世界大學排名於過去20年來大幅改變了高等教育的生態，讓無數大學管理層圍繞各類有利排名的規則走，多少扭曲了大學的真正價值。近年，歐美大學在世界排名上有所下滑；與此同時，中國、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地的亞洲大學，躋身百強的數量卻顯著上升。在一眾亞洲大學奮起直追的同時，歐洲大學卻始終對世界排名卻不以為意，這截然不同的態度反映的究竟是什麼？

在今年最新的QS世界大學排名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排名第一，連續十年稱霸，緊隨其後的分別是牛津大學和史丹福大學。但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地區大學的排名表現不俗，多達25間亞洲大學躋身世界百大；其中，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分別排11位和12位，還有中國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亦排17位及18位，成績出眾。

其餘表現不俗的亞洲地區還有香港、韓國、日本、馬來西亞和台灣。QS排名機構指出，這與上述地區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有關。

在芸芸的亞洲地區之中，新加坡和中國是近年冒起最快的國家。新加坡是唯一一個有冠軍學科的亞洲國家，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於石油工程排名第一，該校亦是亞洲表現最好的大學，在16個學科排名位列前十名。此外，新加坡的大學在學科排名前十名的上榜次數為23次，亦是亞洲大學中最多的，為排名第二的香港的三倍。

至於中國，54.7%的內地大學名次雖在最新的排名中有所下降，但11.8%的名次仍有提高，而內地大學上榜的次數亦創歷史新高，達771次。其中，內地大學上榜數量最多的十個專業，包括有化學、材料科學、生物科學、物理學和天文學、環境科學、電腦科學與信息系統、數學、電子電氣工程、機械工程、航空制造、化學工程，全部均為理工學科。上榜次數最高的大學為中國農業大學，在農林專業中排全球第五。

QS發言人Jack Moran表示：「三個因素說明這些地區大學的脫穎而出。首先，國際前景（無論是在教職人員和研究關係方面）與改善表現密切相關。其次，上升的大學在十多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從政府中獲得了龐大的投資，特別是在中國、俄羅斯和新加坡。第三，改善與行業的關係，與更好的就業、研究和創新成果有關。」

亞洲大學積極追逐國際排名顯然有所獲益。以馬來西亞為例，隨着當地大學的國際排名不斷上升，加上土木工程、傳媒學、地理學、教育學等學科躋身世界百強，配合純英語教學的模式及相對低廉的學費，國際留學生的數目亦顯著增加。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年的數字，馬來西亞為全球第九大留學目標國，吸引逾17萬人前往求學，較2012年激增五倍。

歐洲不看重排名？

所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在亞洲大學追逐國際排名的同時，歐洲地區的大學卻似乎不太追逐國際排名。

這或許與歐洲大學制度有所不同有關，許多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挪威及芬蘭等均未有將高等教育市場化，每年只收取低廉的學費，部份甚至是免費，不論是本地或國際學生皆一視同仁。以德國為例，當地自2014年已全面實行免費高等教育，不論是本地或其他國籍的學生，在其公立大學就讀學士或碩士課程亦可豁免學費。

德國的大學並沒有排名制度，學生選擇大學時一般以大學的教學模式、類型、所在城市和生活指數等因素作考量。即便如此，德國仍有11間大學於2022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排200大以內，質素有一定保證。

鄰國法國則收取每年約200歐元（約港幣 1,700 元）的學費。不過，法國教育的模式與眾不同。它分為兩大範疇，一是全民開放的大學（université），全國約270萬學生中有五分之三人入讀。這些大學的學費較低廉，但予人次一級的感覺，概言之是「易入難出」，畢業率偏低。二是通過會考篩選最優秀學生的大學校（grandes écoles），入讀的學生都是國內的少數精英，入學考試的資格至少需要兩年的專上課程學歷。至於研究範疇的工作則落在專門的公共機構。這樣分散的教育體系令法國大學在世界排名中表現不佳。

還有備受青睞的北歐教育，挪威的公立大學同樣免學費，只需每學期繳交300至600挪威克朗（約242至484港元）的行政費用，另外亦有以英語教授的課程。同樣享負盛名的芬蘭高等教育，自2017年起，非來自歐盟或歐洲經濟區（EEA）的國際學生，若申請以英語教授的學士或碩士課程，每年需要繳交由4000至18000歐元不等（約33,036至148,620港元）的學費，但若申請以芬蘭語或瑞典語教授的課程則免學費。

許多有意留赴歐升學的學生並非單純以排名來決定學校，反而是根據不同國家的環境、城市、大學背景、學科、費用來選擇，例如讀音樂的會選擇奧地利、讀數學的會選法國、讀酒店的會選瑞士、讀哲學會選德國等；此外歐洲也有不少大學城，如德國的海德堡和弗賴堡、瑞士的洛桑、意大利的博洛尼亞、法國的圖盧茲等，也深受留學生的垂青。

雖然過去數十年來歐洲大學的公共管理開始起了變化，其中尤以經費機制的改變最受矚目。在市場化的影響下，歐洲的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方式由過去的政府控制模式，轉而依賴市場多一點，大學政府減少干預下享有更大的財務自主性。然而，歐洲大學制度的根本不同，或許讓國際排名在歐洲地區仍然較為無關輕重。

反映的是大學的底蘊…

說到底，當前全球高等學府「拚世界百大」的扭曲生態，與過去數十年的大學產業化密切相關，令大學逐漸變成過度管理的企業，以致無法充份反映出社會、國家和世界的現實教育需求。這種產業化發展的箇中問題，在新冠疫情中的今天被徹底放大。

追排名一方面降低了大學的教學水平，因大學鼓勵科研，大學管理層亦透過商業運作模式而非教育協作模式管理，蠶食高等教育界本來的發展，不僅犧牲了教學質素，還令人文社會學科殺科殺系、剝削教職員造就漂流教師及野雞大學等問題。另一方面，過度依賴海外學生的情況亦令不少大學在疫情下的經營頓入困境。

最後，歐亞大學兩極的發展，除了反映國際高等教育界產業化的最新趨勢外，也多少揭示出追逐排名的做法並非必然。不過，這箇中與兩地大學的歷史發展脫離不了關係，亞洲大學的建校歷史相對較短，一般最長不過百餘年；而歐洲數百年歷史的大學卻為數不少，如海德堡大學、巴黎索邦學院、比利時的天主教魯汶大學等，培養過不少傑出的人物。

從歷史來看，大學精神為歐洲大學文化的核心，大學精神往往內化為大學的操守與觀念，外化為培養人的實踐與大學的社會貢獻。此一歷史積累而成的大學精神，不會因歲月流逝而褪色，反倒隨時間令底蘊更豐厚。這或許也是歐洲大學不熱衷追逐排名的「底氣」。

誠然，亞洲大學礙於歷史相對較短，或許更需要透過追逐世界排名，來增強這些大學本身在國際範圍內的「能見度」，以吸引更多海外學生前往求學。而歐洲大學的取態，則說明這些大學之所以能屹立數個世紀，首重的卻是建立大學精神的核心價值。

由此看來，如何在追逐排名和建立出如歐洲大學的大學精神，從而為社會、為世界培養出真正需要的人才以及作出貢獻，將會是當今高等教育界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