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比起中國 美國仍具人口優勢?
說到一個國家的實力,我們通常都會聚焦於軍事花費、國民生產總值(GDP)等硬指標,然而一個國家的人口概況(demographic profile)對於創造財富、建立國力同樣有着關鍵影響。鑑於國家出生率低迷所導致長遠勞動力不足危機,中國政府近日宣布推出「三孩政策」,催谷內地民眾多生小孩。事實上,低生育率早已是一眾發達國家的「通病」,相對於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美國在未來更具人口上的優勢。
一個國家若擁有龐大的勞動人口到底有何優勢呢?其一,能擁有充足的軍力,其二,年輕而受良好教育的人口,能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相對其他國家更有力創造財富。相反,對於勞動力有欠充裕的國家,就可能面臨「槍與牛油」(guns-versus-butter)的抉擇,重則甚至導致社會及政治壓力加劇。
中國上月公布人口普查結果,中國人口從2010年僅增加了5.4%,這是自1953年以來兩次人口普查之間最低的增長率。中國政府數十年都維持人口控制機制,「一孩政策」導致人口萎縮的影響亦開始浮現。過去5年,中國生育率下跌至1.3(每名婦女一生平均生育1.3名孩子),進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列。
而據聯合國數字預計,中國人口會由2017年的13.6億,到2050年下跌至13.6億。另一統計公司則預期,退休年齡人口會從2015年的1.35億,增加至2040年的3.4億。而人口結構萎縮對中國擴張軍事實力,推行一帶一路等大型地緣經濟項目都會構成壓力。
相對而言,美國的人口概況較為樂觀,不論在出生率及來美移民方面,勞動人口規模在未來亦較中國及俄羅斯等主要國際對手理想。美國人口預期會由2017年的3.24億增加至2050年的3.9億。
即便如此,美國相對中國、俄羅斯及一眾西方盟友,人口結構尚有一定優勢。彭博社分析,美國在未來三十年的人口概況會維持理想狀態,但其傳統盟友並非如此,像日本、德國及多個西歐國家都會面臨嚴峻的人口老化問題,以日本情況尤甚,從而影響「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的未來實力。
同時,美國若想保持這個預期人口優勢,必然需要在移民政策上保持寬鬆。惟外來移民人口增長,恐怕亦會打破現時的種族勢力平衡,白人與有色人種的比例此消彼長,仇外情緒、白人至上主義、種族政治分裂都會由此滋生。
國際間協力扭轉氣候變化局面、政府推廣「育兒友善」政策,是否有助年青人重拾「傳宗接代」的信心?
有史以來最低的生育率
其實在冷戰結束、前蘇聯解之後,美國便成為繼中國及印度之後人口第三大國,相比起其他發達國家,生育及移民人口增長較為活躍,總人口及勞動人口都增長速度比其他發國家快。不過,美國去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人口增長呈現放緩,正是美國有史以來增速最慢的時期(除了大蕭條期間),生育率亦正穩步下降。
人口增長放緩,跟移民問題也許關係不太大。過去十年的移民淨增長(net immigration)相比之前十年數目相若(2010年代淨增長為大約100萬,跟2000年代相若)。美國的人口自然增長(natural increase,即以總出生數目減以死亡人口數目),在近十年有明顯下降。其中主要的轉變是在出生率之上,嬰兒出生高峰為2007年的為430萬名,而2019年新生嬰兒數目下跌了逾50萬。
跟其他發展國家一樣,新一代美國傾向生較少的孩子。在2008年經濟大衰退前的二十年,美國的生育率維持在僅僅過2的水平,即每名美國婦女一生平均生育兩名孩子,但到了2007至2019年,生育率跌至1.7,為美國以史以來最低。
人口學家對於這個在經濟大衰退後出現的轉變感到擔憂,如要順利支撐人口結構,美國生育率需要維持在2.1或以上。經濟憂慮普遍被視為美國人不欲生育的原因,美國社會欠缺對新手父母的福利和支援:美國新手父母並不享有法定的有薪產假,相信是發達國家之中絕無僅有。再者,美國的托兒服務短缺又昂貴,根據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托兒服務費用在疫情期間更是激增了47%。
氣候變化、文化轉變成不生育的原因?
另外就是在社會文化層面的轉變,正值生育年齡的千禧世代各有人生目標,普遍不太宗教虔誠,也沒有長輩那種及早組織家庭、生兒育女的觀念。何況現今社會已較接受女性「不婚不育」,女性入大學數目不單只超越男性,女性勞動人口也遠高於以往。
近年,全球社會對於氣候問題的關切,以至這一年半的大流行,更是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人們的家庭計劃。千禧世代雖然不如上一代般經歷過戰爭,但也不代表他們對生活前景感到樂觀。年青人背負高房租、學債、無物業,連自己的生活空間都沒有時,怎去想像能夠養育孩子?而且全球暖化及污染日益惡化,人類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面臨糧食不足、氣候威脅等問題,這些也影響了青年們是否想要有下一代。
西方國家的生育年齡成年男女,更是越來越多人會因氣候因素選擇不生小孩。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今年4月公布的一項調查訪談了24名美國千禧世代及Z世代的青年,部分受訪者認為生兩名以上小孩是自私的,更多受訪者表示會考慮領養而不生育,作為組織家庭的低碳選項。更甚的是,多位受訪者表示因對未來感不明朗而不欲生兒育女;多名受訪者更認為如果把小生命帶到前景堪虞的地球,是一種「道德錯失」,會因此感到愧疚。
上述種種情況大概也可適用於世界上不同地方,正如香港、韓國、歐洲等,青年人都面對着相似的困境。國際間協力扭轉氣候變化局面、政府推廣「育兒友善」政策,是否有助年青人重拾「傳宗接代」的信心?當低生育率問題已在全球廣泛敲響了警號,也許當權者與社會各階層都是時候正視這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