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殖民帝國的間諜故居促觀光　「兩聖地忠僕」沙特的莫大諷刺

1962年的電影《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又譯阿拉伯的勞倫斯）是近代西方電影史上的東方主義經典，但沒想到今日仍有阿拉伯國家樂於擁抱這段殖民帝國的孑遺。

2020年9月，沙特旅遊部宣布要重修勞倫斯曾於延布港（Yanbu）短暫居留過的房屋，以刺激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的疲弱觀光經濟。延布市市長馬哈圖特（Ahmed Al Mahtout）還說道：「該住宅衍伸出的價值在於歷史，以及有大量外國觀光客想踏足英國情報員的故居」。

這段話恐怕不會被其他阿拉伯國家心平氣和地接受。因為勞倫斯的形迹，恰恰反映出英國如何煽動與分化阿拉伯人、猶太人以及鄂圖曼土耳其人的不堪暗影，更是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破滅、阿以衝突爆發的痛苦歷史。

雖然勞倫斯穿著阿拉伯式服裝、口操阿拉伯語，以「阿拉伯人的朋友」自居，但其所做的一切仍是為大英帝國服務，英國派其去協助麥加謝里夫侯賽因（Hussein bin Ali Al-Hashimi，1854─1931年）之子費薩爾（Faisal I bin Hussein bin Ali al-Hashemi，1883─1933年）發動「阿拉伯大起義」，不過只是要從中東戰場肢解鄂圖曼帝國，英國可從未打算兑現曾向侯賽因許諾的「英國願意承認和支持區域內各處的阿拉伯人在麥加酋長所要求的界限範圍內獨立自主」。

因為一個龐大統一的阿拉伯王國，絕對不利於英國在印度與波斯灣的殖民統治。

即便勞倫斯自認有替阿拉伯人伸張權益的強烈情感，也沒法左右英、法等國交易中東領土的決策，何況勞倫斯很清楚母國的目的正是對阿拉伯人分而治之。

1916年1月，勞倫斯向英國遞交的備忘錄便有力地證明他是如何背刺阿拉伯的夥伴。勞倫斯明明白白地寫道「起義對我們有益，因為它符合我們的直接目標，即伊斯蘭『集團』的崩潰、鄂圖曼帝國的戰敗與瓦解，而且謝里夫侯賽因即將建立的那些用以繼承土耳其人的國家，對我們自己沒有任何傷害……阿拉伯人甚至比土耳其人還不穩定，如果操作得當，他們將會保持某種政治馬賽克狀態，即一群彼此充滿猜忌、無力整合的小公國」。

此外，勞倫斯明知《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有悖侯賽因建立大一統阿拉伯王國的理想，但仍敦促費薩爾與猶太復國主義領袖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1874─1952年）簽署協議承認該宣言，希望拉攏根本動機不同的兩派人馬共同對付鄂圖曼土耳其。

1918年，勞倫斯還向猶太報刊強調「我不是猶太人，但我果斷地支持錫安主義；事實上，我把猶太人看作西方影響的天然輸入者，這種影響對近東的國家非常有必要」。要知道，彼時猶太裔移民正在英國允許下，日漸佔據巴勒斯坦的土地，對彼時的阿拉伯人而言，勞倫斯這番表態，怎麼可能配得上是「友軍」？

勞倫斯或許也理解自身言行的矛盾，因此在氏著《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極力辯解，指責自己和阿拉伯盟友們都被隱瞞，自歎「他們把我看作英國政府的代理人，要求我擔保英國政府做出書面保證。所以我不得不加入這個陰謀（指英法的瓜分政策）」。

可是勞倫斯的怨言看似無辜，仍掩不住渠在英國殖民中東歷程裏的從犯角色，譬如他同樣在該書中的埋怨，「這是一種外國舞台，我成日成夜地穿著奇裝異服、說著奇怪的語言，在這裡表演。代價是，如果角色演得不好，就要為失敗負責」。

不過「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勞倫斯與英國的行動雖造成阿拉伯政治版圖的破碎，但沙特阿拉伯顯然缺乏敵視帝國主義的民族情緒。因為沙特的建國自始便與殖民者捆綁在一起，對志在復興祖宗偉業的首任國王伊本・沙特（Ibn Saud，1875─1953年）來說，開疆拓土的最大敵人乃鄂圖曼帝國、具有穆罕默德聖裔身分的麥加謝里夫侯賽因、以及擁有內志埃米爾頭銜的拉希德王朝（Rashidi Emirate），故他輾轉於各方勢力以求擊破前述對手，而強大的英國自然映入其「遠交近攻」的結盟名單裏。

1902年，伊本・沙特鼓動其父拉赫曼（Abdul Rahman bin Faisal Al Saud，1845─1928年）向英國駐波斯灣代表低聲下氣地致信求援道「除了你們，我對任何人都不抱有希望。我請求你們仁慈的政府將我視為一個被保護人」，主動要求成為英國的附庸。

雖然彼時阿拉伯半島內陸缺乏英國垂涎的資源、以及英國暫時不願開罪鄂圖曼，使得伊本・沙特的呼籲宛如石沉大海。但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英國除了派出勞倫斯慫恿侯賽因起義之外，也另外押了賭注在沙特家族身上，故雙方於1915年簽署條約，英國承認沙特王室在內志的擴張，同時又限制其往東部拓土以免威脅了自身在海灣各邦（今日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林、卡塔爾等海灣國家）的利益，而沙特則以配合的態度換取英國的財政與軍火援助。而當侯賽因拒絕英法分割阿拉伯領土並向國際聯盟抗議後，伊本・沙特又巧妙地向英國保證道「他沒有像侯賽因那種要做整個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領袖的野心」。加上沙特王室信奉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與其他阿拉伯教派乃至泛阿拉伯主義格格不入，故英國決定轉而扶持沙特以削弱侯賽因家族。

1924年，在英國的支持、以及警吿統治外約旦的侯賽因次子阿卜杜拉（Abdullah I bin Al-Hussein，1882─1951年）與伊拉克國王費薩爾不准出兵援救後，侷促在漢志的侯賽因遭伊本・沙特動員大軍攻擊，迫使前者不得不流亡，伊本・沙特遂躊躇滿志地於1926年自居為「漢志國王」（Hejaz），最後於1933年改組為沙特阿拉伯。而正因引進英國勢力以及極端教義派的作風，使得沙特一直受到周邊阿拉伯國家的疑懼，這又反過來令沙特加緊依附英美，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沙特王室利用帝國主義、進而打擊同胞建國宏願的開國過往，呈現了殖民列強對第三世界的滲透，如何撕裂了阿拉伯民族的歷史記憶與團結紐帶。最重要的是，被英雄化、浪漫化與藝術化的勞倫斯，象徵的是帝國主義與東方主義的傲慢遺產，也淡化了英法操弄中東的罪責，又暗喻阿拉伯人若無西方英雄的提攜將無從拯救自己。結果沙特竟主動迎合西方的建構，將強權的貪婪罪行轉化為牟利工具，忽略這本應是針砭殖民者與破除西方話語權的最好證據。

試想：倘如中國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為甲級戰犯的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在華形迹當觀光賣點，能被受過日本侵害的中國及東亞社會接受嗎？因此沙特的行徑，不異是在政治與意識型態上甘做西方附庸，這對自居為「兩聖地忠僕」的沙特國王來說實在是種莫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