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進兵利比亞的另類意圖：恢復奧斯曼帝國榮光

繼2020年1月2日土耳其議會以325票對184票通過出兵利比亞的決議後，土耳其政府於1月5日正式派出大軍進駐利比亞，以響應民族團結政府在2019年12月底發出的軍事援助請求。消息傳出後，聯合國、美國、俄羅斯都程度不等地表態反對，支持利比亞西部哈夫塔爾（Khalifa Belqasim Haftar）國民軍政權的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聯酋更是強硬譴責，與土耳其針鋒相對。

自從2011年卡達菲（Muammar Mohammed Abu Minyar Gaddafi，1942─2011年）政府崩潰以來，英、法、沙特、埃及等國在利比亞競相支持自己屬意的代理人，使利比亞內戰終結遙遙無期。而此時土耳其也加入這場博弈，無疑是讓當地亂局更加惡化。不過對土耳其來說，進兵利比亞既有強烈的地緣與經濟考慮，更有特殊的歷史情懷。畢竟利比亞是奧斯曼帝國最後一塊失去的北非領土，有「土耳其人之父」之稱的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年），更曾在彼處奮戰防禦意大利的入侵。因此當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援引奧斯曼帝國與利比亞的歷史牽絆、以及凱末爾在利比亞作戰負傷的百年往事，用以號召國內支持出兵利比亞的民意時，也就不足為奇。

在地緣政治和能源利益上，土耳其一直想突破領海狹小的限制。打從1832年希臘獨立開始，奧斯曼帝國在地中海上的領土就逐個遭剝奪。尤其在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後，奧斯曼在愛琴海上的島嶼幾乎全割讓給希臘，造成土耳其人如一出海就幾乎碰上希臘領海的嚴重限制。為此，希臘和土耳其原本有各自僅主張6海里領海的默契，但希臘從1974年開始就打算擴張領海為12海里，這自然激起土耳其的不滿，兩國幾度為此差點兵戎相見。

也因此，1974年土耳其揮師侵入塞浦路斯扶植土族政府，也是出於突破在地中海進出的居心，在某種層面上也是力圖改變奧斯曼帝國末年的困境。直到今天，當討論塞浦路斯分裂問題時，土耳其也不忘抨擊希臘限縮自己海洋權益，例如2016年6月土耳其駐聯合國臨時代辦就致書聯合國秘書長，主張「東地中海的劃界應由所有有關各方根據公平原則通過協議確定，以便不損害其他有關的國家／實體的主權權利和管轄權」，指責希臘「不過是在重複和聲張其無止境的要求而已」。

然而與土耳其素來不睦的希臘不願輕易順從，其外交部長科齊阿斯（Nikos Kotzias）於2018年10月卸任後表示想將領海擴大到12海里，立刻引發土耳其以戰爭相脅的警告。但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也強硬地聲稱「這不是雙邊議題，安卡拉必須遵守國際法」，並表示「我們必得不放棄任何主權地推進（同土耳其）的實質性對話」，實際上就是打算繼續限制土耳其進出地中海的空間。畢竟在希臘來看，整個小亞細亞都曾是東羅馬帝國的故土，豈可能在領海領土問題方面，向取代拜占庭文明的土耳其讓步？

接着在2019年成立的東地中海天然氣論壇（EMGF）上，希臘、埃及、約旦、塞浦路斯、以色列、巴勒斯坦和意大利俱屬成員國，土耳其卻遭摒除於外，失去開發東地中海所藴藏的3.5萬億立方米天然氣和2.7億噸石油的權利。且由於塞浦路斯歷年來同埃及、黎巴嫩、以色列簽署過劃分東地中海專屬經濟區的協議，但拒不承認塞浦路斯南方政府合法性的土耳其，連帶否定這些協議，從而損害相關國家的權益，這就導致土耳其的立場在周邊國家得不到同情。因此在地緣與經濟利益受損的情況下，逼使土耳其尋找新的突破口，而情勢混亂又具有歷史聯繫的利比亞自然成了首選。

2019年11月，土耳其同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簽署《關於限制海洋管轄權限的諒解備忘錄》和《安全和軍事合作諒解備忘錄》，前者讓土耳其得以在利比亞允許下擴張經濟海域，後者則允許在利比亞請求下發兵支持，兩者相輔相成，等同憑藉軍事手段扶植搖搖欲墜的民族團結政府，用以保障協議的可行性。因此當兩國簽約的消息傳出後，希臘立刻指責非法並驅逐利比亞駐希臘大使。

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Mevlut Cavusoglu）則得意地表示，未來「如果情況合適」的話，願意同希臘或埃及等東地中海國家簽署類似協議──但除了塞浦路斯之外，這其實就是斷絕跟希臘等國繼續協商的念頭。土耳其副總統奧克塔伊（Fuat Oktay）的話則更直白，渠在2020年1月1日受訪時說道：「通過與利比亞簽訂協議，我們挫敗了試圖將土耳其封閉在區域海域內的陰謀」；埃爾多安也於1月5日向媒體形容稱「把我們囚禁在地中海的計劃被打破了」，彰顯土耳其汲汲於掃除19世紀以來疆土日蹙的陰霾，重新獲得巡弋地中海的榮光與權利。

所以在國家利益與歷史屈辱的交織下，土耳其不可避免地重提1911年那場的黎波里保衛戰。當時意大利王國將殖民魔掌伸向奧斯曼帝國在北非的最後領地，結果在攻佔沿海後就遭逢激烈抵抗。若非意大利靠優勢海軍威脅伊斯坦布爾和慫恿巴爾幹聯盟，逼得奧斯曼簽約求和，否則利比亞就不會淪入意大利囊中。因此如今進兵利比亞，對土耳其人來說，實有了卻凱末爾未竟之業的特殊使命。

何況自2009年土耳其外長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glu）主張的「戰略深度」（Strategy Depth）外交政策被厄爾多安延續發揚後，埃爾多安就一直基於土耳其的歷史深度與地緣深度來制定對外關係，希冀成為世界性大國。埃爾多安多次謳歌奧斯曼歷史上的多名征服者，並將自己創立的正義發展黨，定位為繼承1071年塞爾柱蘇丹阿斯蘭（Alp Arslan，1030─1072年）俘虜東羅馬皇帝羅曼努斯（Romanos IV Diogenes，1030─1072年）以來千年歷史的政黨。埃爾多安更以伊斯坦布爾被奧斯曼帝國征服600周年為期，設定「2053展望」、還有「2071千年目標」等發展藍圖，揚言要讓土耳其在2071年恢復「塞爾柱人和奧斯曼人曾經達到的水平」，激勵國民稱屆時「你們將會作為尊貴的公民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大國」。

於是在這種百年大國夢的激情策勵下，土耳其維護地緣與經濟利益之舉，又染上重振古代威勢的民族主義色彩，進兵利比亞便有了回顧傳統、推行「新土耳其」模式躍為現代化強國的雙重意義。不過就像反對出兵的土耳其資深記者菲克雷特（Fikret Bila）所言，「凱末爾在利比亞服役的史實，並不表明今天派兵利比亞是正確的決定」，畢竟當年利比亞仍屬奧斯曼領土，今日利比亞則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結果土耳其如今反而如同英法強權一樣，以近似帝國主義的行徑介入利比亞內戰，以此收回自己在從前因帝國主義失去的權利，不啻是種反諷。所以土耳其這種擴張型的大國夢，何以揭櫫以來受到多方抵制或疑慮、甚至被譏稱為「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也就不教人覺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