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平民日記：從北京到塞爾維亞　疫區拍戲「難過戰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已然成為百年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危機。值此疫情期間，每個人都被捲入其中，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感受。有些人的經歷令人悲傷，有些人的經歷則可令人會心一笑。
《香港01》嘗試聯繫那些願意分享故事的普通人，將其不平凡的內容予以呈現，希望能帶讀者更清晰地認識、理解、看待這場全世界共同面對的經歷。

以下這段故事的主人翁Slavko Kalanj是一名塞爾維亞交換生，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最後一年本科生。2020年1月中旬，就在新冠肺炎引發全球關注之前，Slavko為拍攝其畢業作品，由北京飛回了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是中國最早派遣醫務專家團隊、最早予以物資支援的國家。其總統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在歐盟限制醫療資源出口之後痛批「歐洲團結只是童話」，轉而向中國求援的演講視頻，在大陸廣為流傳。另一方面，塞爾維亞作為已解體的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最主要的一部分，與中國在冷戰期間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及至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軍「誤炸」，造成3名中國記者死亡，數十人受傷，大使館建築嚴重損毀，「南斯拉夫」、「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這些詞彙，更在中國人印象中多了另一層含義。
近期以來，包括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中國內地各大主要資訊平台大量報道歐美疫情。而在這當中尤為特殊的一個國家，便是塞爾維亞。
4月初，在與01記者的對談中，Slavko以第一身講述了他作為一名旅華留學生，在被病毒侵襲的母國拍電影的故事——一個充滿了誤解、沮喪和憂慮的故事。

其記錄將分為上下兩篇刊布。本篇為第一篇。

下篇：平民日記：塞爾維亞電影人　封國後只能以尿片作口罩

COVID-19時代的歐洲生活

說實話，我離開中國後才知道疫情爆發了。從1月1日到13日，我一直在北京的順義區拍電影。拍電影本來就是一種「自我隔離」。那段時間我們睡在攝影棚旁，就像在郵輪上工作一樣與世隔絕：醒來後就去工作，下班後就去睡覺。第一次聽說「COVID-19」是1月15日，當時我已在波蘭華沙，等待轉機回塞爾維亞。但當時我並沒有覺得情況很嚴重。

當我第二天降落在貝爾格萊德的時候，我原以為會被檢查，因為我的護照上有中國居留證。但我得到的只是海關入境專員的一個愉快微笑。她在我的護照上蓋了章，然後說「親愛的Slavko先生，歡迎回家」。

回貝爾格萊德的時候，我以為會被檢查。但海關入境專員只說「親愛的Slavko先生，歡迎回家」。

不過當我到家時，第一件事就是鄰居嘲笑我是否攜帶冠狀病毒。我一心想回家，也顧不上回答這種愚蠢問題。然而我很快就看到了有關病毒的新聞。當時我了解到的情況是，在武漢出事的時候，我已經在塞爾維亞待了幾天了。

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去參加了我表姐的生日。這讓我感到超級尷尬。因為平日我經常去表姐家，所以我沒敲門就直接進了公寓。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他們開玩笑地講：「是Slavko！嘿，你染上了冠狀病毒嗎？」我很不喜歡他們這樣問，於是便去找了我的侄女、侄子和姑姑，生日宴會的大部分時間都與他們一起，只是為了避免那些與中國有關的笑話。

當我終於決定加入其他人的聊天時，針對疫情的玩笑便隨之而來。我告訴他們不要拿這件事開玩笑。在中國生活了六年後，當他們取笑中國時，我會覺得他們是在取笑我自己的國家。中國人正在因疫情而喪命，他們卻在將疫情視作玩笑。對我來說，並不可笑。

中國把我培養成了電影導演，我是在華留學生，我比99%的塞爾維亞人更了解中國人的心態。如果說中國人嚴肅對待一件事，那事態就真的很嚴肅了。

因為需要在3月期間拍攝畢業作品，我便去波黑待了一周。我的藝術總監（看待疫情）很認真，他也問了一些有意義的問題。待我回到貝爾格萊德時，剛把車停好，我的鄰居就說：「Hi Corona，你回來了！」我只是微笑。

剛把車停好，我的鄰居就說：「Hi Corona，你回來了！」我只是微笑。

兩個星期後，為了電影的拍攝，Krishna（北京電影學院的印度同學，1月初離開北京）從印度遠道而來，儘管他被攔差點不能上飛機；攝影指導Tomek（北京電影學院的波蘭同學）帶着他的相機從波蘭趕來了。但是，意大利的情況愈來愈差。死亡人數迅速增加。整個歐洲都被嚇壞了。我的藝術總監不確定他能不能來；波黑的男主角則想讓我取消拍攝。可是，我真的不能取消拍攝，更何況，我可能很快就不夠錢拍電影了。

我請製片人找尋口罩和消毒搓手液，想分給片場的演員和工作人員。但他根本找不到口罩。無論如何，我們還是開始了拍攝。

因為新聞報道，片場的情況很緊張。病毒已經擴散至塞爾維亞、波黑、波蘭、印度...... 整個世界都瘋了。拍攝最後一天，男主角告訴我一個日期，在這之後他不願繼續工作，要返回波黑。他們的總統當日宣布，將於午夜時分在邊境地區搭起帳篷，任何人入境都要在那裏檢疫15天。去過波黑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夏天，白天溫度達到攝氏35度，晚上也需要穿上外套。現在是3月，若你住在帳篷裏，最好的情況也只得攝氏10度。所以我沒有抱怨，就這樣讓他走了。

在拍攝期間，只有我、Krishna和Tomek沒看新聞。其他人都很害怕，因為政府推出了新的限制措施。而我們三人都曾在北京讀書，所以大家也都有些害怕我們。雖然Tomek自11月起就在波蘭，Krishna已經在印度待了大約40天，而我也已經在塞爾維亞度過了兩個月。如果我們感染了病毒，早就出現病徵了。

可是人們真的害怕嗎？一切有可能出錯的事，都真的出了錯。政府要求民眾待在家裏，但塞爾維亞人沒有這個耐心，酒吧裏擠滿了人。我們在多瑙河邊一間公寓拍攝，可以見到河對岸也擠滿了人。藥房是唯一把疫情當一回事的地方，人們互相對視，就像看敵人一樣。你一進藥房，職員就告訴你要與他人保持2米距離。

終於，我們拍完了最後一場戲，不知誰說了一句：即使在戰區拍電影也比在疫區拍攝更容易，至少，你知道子彈會從哪裏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