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健保】民粹式國策沒人敢碰　醫生護士注定成犧牲品

前文提到，台灣前線醫護成為全民健保下的被犧牲的持分者。除了是不相稱的薪金計算方式之外，醫護人員還面對着怎樣的困局？在未來，政府、醫界等持分者能夠衝破這些困局嗎？（此乃《台灣健保》系列專題之三）

全民健保制度有一個本質問題—資源濫用。台灣民眾在就醫方面很方便，而且價格低廉，幾乎全台灣所有醫療場所都是全民健保的「特約場所」。當地雖然不像香港的公立醫院般各類非緊急醫療服務動輒要輪候數個月，甚至幾年，但在全民健保的惠民制度下，受保人更願意主動使用醫療服務，難免出現濫用醫療資源的情況（譬如過度頻密的體檢）。一旦醫療服務遭濫用，自然會加重前線醫護人員的負擔，延長他們的工時。

縱然累透了　仍拚命學習

多年來，各界一直有參與討論前線醫護的勞工權益在全民健保制度下被犧牲掉的問題，亦有前線醫護關注團體提倡將醫生納入台灣《勞動基準法》（簡稱《勞基法》），保障醫生權益。

經過多年討論，台灣終於落實在今年9月1日開始，把私立醫院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規定每四周工時上限為320小時，並享有退休金、特休假等基本勞工權益。是次擴大《勞基法》保障範圍，雖然有4,680人受惠，但僅佔全台住院醫師的約六成，還有2,000多位公立醫院住院醫師和逾40,000位主治醫師被排除在外。實質上，這項《勞基法》涵蓋的醫師數量只佔全體醫師一成左右。

當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後，將同步適用「責任制」的*議定工時，確保醫生完成手頭工作之餘，有足夠時間休息。不過，行內約定俗成的習慣，或許讓《勞基法》規定的工時上限難以真正落實。

議定工時：針對前線醫生的工種情況，衞福部決定同時適用議定工時於醫生行業，將每月上限（320小時）彈性分配，以便醫生在緊急情況下彈性上下班。

台灣醫生界一直有甚重的「師徒制」觀念，大多數醫生都有一種刻苦磨練的心態。年資較淺的住院醫師平時要在主治醫師旁邊「跟刀」，本已沒多少機會主導醫療過程，若再有工時限制，或進一步削減他們的磨練機會。而這個由學習壓力帶來的「磨練心態」，亦成為了整個醫生團隊的普遍觀念：資深醫生以往經歷過「地獄式」的臨床訓練，新一代醫生也應該要「捱過」這種磨練時期。

住院醫師雖然累得徹底，卻仍想拚命學習，故對限制工時的措施出台感到十分矛盾。曾任職婦產科醫生的台灣立法委員林靜儀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到，以前即使連續工作超過52小時，她也願意接受，因為醫生靠的就是經驗，做得愈多，診症時便愈有信心。

理論上，由於住院醫師被納入勞基法，若議定工時到了上限，就算想加班也要下班，以符合法律規定。不過，台灣大學醫學院癌醫中心醫院院長鄭安理接受《香港01》訪問時坦言，醫院只能表面上應付政府的政策，要確保住院醫師每月工時不超過320小時，實際操作上有難度。而且，醫院內「例不準時下班」的多年習慣，早已成為行業的共識。

「醫師這行業，你說你5點要下班，我覺得你應趕快轉行，這是根本不能做到的事。我們對病人的責任永遠都是最高原則，這是我們從小就被教導的。」

鄭安理直言，老一輩的醫師完全聽不懂「過勞」這個名詞，「要知道，住院醫師走光，這家醫院就垮了，所以醫院只能表面上應付政府政策，但有些事情就不可能，你怎麼可能把病人丟下，去度你的假呢？這對我們這一輩的醫師來說，是不能想像的……你選這一行，你就選擇了（工時長）這種生活。」

「醫師這個行業，性質不一樣，他是在救人命，他無法用工時來計算，只能用責任來計算……醫師就是責任，如果醫師不用負責任，倒霉的當然是病人。」鄭安理說。

民粹式國策　改革阻力大

全民健保是台灣政府在亞洲，甚至全球領風騷的醫療德政，吸引其他國家紛紛前來學習。按照各項大小民調結果，全民健保歷年來都是台灣政府施政滿意度最高的政策之一。看上去皆大歡喜，但上述提到隱藏在背後的問題，正是全民健保實行多年而一直難以改掉的積弊。

本身是醫生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在網上節目《政問》接受文化人張鐵志專訪時，一語道破了健保制度無法大刀闊斧改革的因由。他認為健保制度根本「沒人敢去碰」，因為它是一項充滿民粹成份的國策。每次的社會福利改革，「放很容易，收很困難」，只要政治人物一討論，民調就會掉了。市民便會問：你是不是想把這項全民福利拿掉？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後，隨即放寬全民健保對於受保人的限制，欠費者也可享有健保權利，進一步實現「全民就醫」，這一舉動明顯是新官上任「衝民調」的必殺技。由此看來，全民健保制度背後存在着難以向外人道的亂象，為何多年來仍然未獲正面回應，不言而喻。

上文節錄自第16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10日）《借鏡台灣全民健保 病有所醫 產業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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