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面臨裁員關廠 德國人終須放下姿態？
最近，大眾汽車（Volkswagen，又譯福士）宣稱可能不得不裁員甚至關閉其德國工廠。這一消息引發了中國輿論界對德國經濟健康狀況的大量評論。
作為戰略顧問，我每天都要與來自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公司打交道，下面從我個人的角度來分析一下目前的情況。
在本文中，我會簡要介紹一下大眾汽車的情況。大眾事件雖然只是一個特例，但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一個更加宏觀的問題。我將討論外部因素對德國經濟模式的影響，也會着重討論德國的國內問題，此外還會涉及振興經濟的具體舉措。
作者：戰略管理諮詢公司Debrouillage創始人Gunter Schoech
一
若按照銷售額和銷售量計算，大眾汽車分別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汽車製造商。大眾汽車在全世界擁有68.4萬名員工，就其核心業務來說是德國最大的公司之一。大眾汽車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全德國的關注。
大眾汽車在與工會合作方面率先採取了一系列進步措施，甚至在「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這個表達方式被創造出來之前就已經將其落實。這家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引入了每周35小時工作制，並在1993年引入了每周4天工作制，以避免裁員，同時留住熟練工人。他們甚至還在本世紀初通過談判與工會達成了「就業協定」，確保了超過12萬名德國員工的就業安全。在這些極端優惠的條件中，2029年到期的就業安全協議已被大眾汽車終止。
集團中的一家汽車組裝工廠和一家零部件工廠可能會被關閉，這將是此事件最糟糕的結果。「大眾汽車將關閉其所有德國工廠」其實是一條假新聞。通常來說，談判最終結果遠沒有談判之初擺到談判桌上的目標那麼誇張。2023年，大眾汽車的利潤超過220億歐元，如今這家公司所做的一切調整隻是在努力適應現實而已。
事實上，大眾汽車有20%的股權屬於政府，因此政府享有對該公司重要決策的一票否決權，這是該公司與其他絕大多數德國公司相比的一個顯著區別。政治家們為了再次當選，必須顧及公眾情緒，而大眾公司的調整舉措必然激怒公眾。奪走人們已然在手的利益，從來不是輕而易舉的。
大眾公司的例子表明，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德國職工享有的就業待遇是令全世界羨慕的。
長期以來，通過勞資委員會和監事會的代表，讓工人在公司管理決策中擁有發言權，實現「共同決策」，進而實現資本和工人的合作雙贏，推動創新和生產率的提高，這一切塑造了「德國製造」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
如今，大眾汽車事件說明，這種模式正在接近其極限，已經難以為繼。
二
從整體上來說，德國經濟和產業正同時面臨着內部和外部雙重挑戰。
德國一些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增長放緩、去全球化的趨勢、新冠疫情導致的供應鏈斷裂、公共和私營部門普遍高企的債務、能源價格飆升以及大筆資金用於對烏軍事援助等等，所有這些都無情地暴露了德國的弱點。
德國經濟界普遍認為，我們正走在去工業化的道路上。在能源方面，德國正在嘗試放棄使用核能和煤炭，實現能源轉型；與此同時，由於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和當地受影響居民的抵制，天然氣的使用大幅減少，可再生能源和輸配電發展緩慢。
我是反對為重工業設定電價上限或進行其他形式補貼的，我認為也不應該無休止地對電動汽車進行補貼（這種補貼現在已經停止）。當新技術剛剛興起，需要規模效應來降低成本時，補貼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當到了一定的時候，對這種新技術的需求必然會創造出有利可圖的商業機會。美國或中國等其他國家能夠從中受益，因為它們的社會和產業更加靈活，而這正是德國典型的短板。
除了能源和汽車以外，其他行業，如機械製造、化工和製藥行業等，也有類似問題，同時那些行業也面臨着各自的其他挑戰。
總體而言，德國需要減少補貼、減少無風險擔保、改變害怕犯錯的心態；德國需要更多的創業精神、冒險精神和實用主義精神，併為那些仍有動力進行創新的人們提供更多空間。與此同時，德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熟練勞動力也出現缺乏，這要求我們在制定移民政策時必須在人道主義和經濟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目前，德國國內的爭論主要集中在第一個問題上，而我們在吸引全球頂尖人才方面存在着嚴重問題，我們在將高技能移民融入我們的勞動力隊伍和社會生活方面也存在着嚴重問題。比如說，德國為什麼如此缺乏醫生和護士？在德國鄉村地區，我們為什麼不允許來自敘利亞或烏克蘭的醫療專業人士執業？
把一切都歸咎於勞動力成本高、能源成本高或稅收，是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然而很多行業代表正是這樣認為的。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更多的是為所有人做大蛋糕，而不是調整蛋糕的分配。
三
在我看來，危害最大的單一因素，就是過於誇張的官僚主義。解決這個問題將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可以為我們的社會釋放大量財富。
無論何時出現事故、醜聞、預算超支等問題，答案總是：加強監管。然而監管措施一旦到位，即便被證明幾乎毫無用處或適得其反，也絕不會被撤銷。除了在時間和金錢上的直接負面影響之外，這種心態還間接地毒害了商業環境。
大眾汽車這樣的大型上市公司並非德國的經濟支柱，中小企業才是，他們總是向我抱怨上述那些非生產性負擔。
位於科隆的德國經濟研究所（IW）和德國工商聯合會（DIHK）等機構進行的研究表明，德國中小企業通常將高達10%的收入用於支付各種政府機構規定的費用，其中包括納稅申報、義務報告、環境法規和其他行政性事務。這些費用通常被列入「合規成本」，這種成本包括直接的財務成本和花在文書工作上的時間，而且這一成本的支出並不直接為它們的核心業務作出任何貢獻。
一位在一家投資基金公司擔任首席財務官的朋友曾向我詳細介紹了他每周的工作情況。他的工作內容幾乎就是挑選律師、稅務專家和會計師等外包服務提供商並對他們進行監督，付出巨大的成本，目的僅僅是撰寫出符合德國和歐盟要求的各種報告。
其中，有兩個細節令我感到震驚：首先，根據粗略的計算，他認為，所有這些提交到政府機構的報告平均只有最多2%被認真閲讀過，98%的報告都未經閲讀直接存檔或被丟棄了；此外，作為一家投資基金的聯合創始人，他對貴金屬或加密貨幣等其他替代性投資的情況一無所知，他沒有時間來關注公司的核心業務，而是花費大量的時間、金錢去迎合德國和歐盟的官僚主義要求。
根據我與德國產業界和金融界客戶打交道的經驗，我可以用這樣的軼事寫出一本書來。現任政府除了口惠而實不至，還對公司提出了額外的出於良好動機卻沒什麼益處的要求。例如推出《德國供應鏈法案》，該法案旨在讓德國公司對其全球供應鏈中使用童工、破壞環境的非法行為負責。可以說，德國政府的這種做法唯一明確的受益者，就是審計機構和認證公司。
在德國和歐盟的企業或政府中，沒有人敢承擔放鬆監管的責任，因為那些監管措施是出於良好的願望和崇高的目的制定出來的。各種監管措施層層疊疊堆積起來，活力就這樣被扼殺掉了。
如今，遵守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法規是所有人的首要任務，簡而言之，就是不要犯錯。人們不再關心整個體制是否在正常運轉，也不再關心那些法規是否實現了自己的價值。「體制」在這裏可以被理解為人們的工作、人們每天去上班的公司或者人們生活於其中的國家和社會。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避免犯錯、避免受到指責。對很多人來說，保持低調，不表現出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主動性，在德國社會似乎是最安全的選擇。
很顯然，德國社會沒有給人們提供一個嘗試新事物、進行創新和創業的環境。
四
德國的基礎設施和教育部門已經搖搖欲墜，這是我們缺乏勇氣進行真正改革的另外兩個主要領域。
幾十年來，德國在這兩個領域的大量資本一直在緩慢地貶值，德國並沒有花錢對這兩個領域進行維護和升級，例如在數字化領域，德國已經落後。
在出口繁榮的時代，年復一年的國內投資不足是很容易被人們視而不見的。在今天的德國，所有的橋樑、高速公路、鐵路，以及中小學、大學等都需要鉅額投資，這與我們對債務融資的厭惡絕對是不相容的。
而且，即便健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被拋諸腦後，「耐心的德國」也無法在所有領域同時進行必要的大手術。甚至即便有足夠充裕的資金，德國也僱傭不到勞動力在短時間內完成手頭所有的工作。
五
事實上，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儘管存在上述問題，我們的勞動力市場卻仍然非常繁榮。這是由於人口數量急劇下降造成的。失業問題幾乎從新聞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熟練勞動力短缺。
必須指出，德國社會在過去幾十年裏普遍充斥的自滿情緒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德國人終於放下了高高在上的姿態，不再端着架子。
足球場上平庸的表現、德國汽車品牌聲譽的喪失、公共醜聞和破產，以及像柏林首都機場那樣大型項目的失敗等等，這些都對公眾的情緒造成了影響。德國人現在已經承認，即便在歐洲，我們在經濟增長和數字化方面也落後了；德國人意識到，美國車和中國車似乎比德國車更好；而且，很多問題已經不是通過錢就能解決的了。
簡而言之：我們需要改變，情況已經非常不妙了。
德國一共有16個州，讓我們看看最近在德國東部兩個州的選舉情況：目前由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的聯邦聯合政府讓這三個政黨加起來一共獲得了10-14%的選票！最大的贏家是相對年輕的左翼和右翼反對黨，它們有時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政治觀點融合在一起。
因此，越來越明顯的是，大多數德國人都感到德國問題很嚴重，並且正在尋找新的解決辦法。
這種局面是否會導致重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隻便宜了那些輕易做出承諾、採取無痛療法的民粹主義者？這一切還有待觀察。民粹主義雖然通常不會帶來真正的解決方案，但他們造成的壓力會迫使更負責任的政黨齊心協力，朝着正確的方向做出有意義的決策。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有爭議的問題之一是德國對美國、歐盟、俄羅斯和中國的定位。很顯然，德國公眾輿論，尤其是東德和較新的反對黨，對俄羅斯的敵意要比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的那些政治精英小得多，對美國的質疑程度則要高得多。德國人在討論與中國的關係時，總是把俄羅斯作為參考。德國人能夠從俄烏衝突的結果中吸取到什麼教訓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