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0年】許鞍華的堅持受DNA影響：愛拍小人物只因為有同感

《明月幾時有》女主角方蘭（周迅 飾）有一段獨白，「風帶着夕陽的宣言走了，遠處有悲壯的笳聲，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向來關注社會底下階層的許鞍華，重回香港淪陷時期，講述出一個小人物的抗戰故事。

拍一個香港人英勇抗戰故事

重新塑造出淪陷時期的香港很難。過往在大銀幕上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畫面，酷刑、亂葬崗，餓死街頭等等，向來關注社會低下階層的許鞍華，嘗試打破前人的做法，「在籌備劇本的兩年，我嘗試盡量去看資料，譬如在《陳君葆日記》內裏其實有很多趣事，例如話他觀察到人們時常走路，因為當時已經沒有汽車，之後又因為長期飢餓，每當有人請客食飯都去，就算是日本人請都不介意。我對那種生存狀態很有興趣，1943年的香港好像很太平，背後深藏着重重暗湧。」

一場戰役可以熱血盈腔地打十日八日，但身陷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戰之中，平民百姓惟有選擇如常地過活，但要在平凡中見不平凡更難，特別是將這件事拍成電影，「我揀選的兩個故事，一是平民百姓冒險拯救知識分子，另外是一對普通母女捲入東江游擊隊滲透任務。我自己覺得香港人呢，特別是做好事時不會喧嘩，不太說給人聽做了偉大的事，就好像做了件平常事，好cool地就做了。其實這兩個社會低下階層的故事都是這樣。」

廿年前的《千言萬語》

我問：「一直以來為香港人製作出那麼多電影…」許鞍華聽後反應很大，急急否認說：「我沒有為香港人，我為自己。」但作為一個香港導演，她的作品多年來立足於本土，就連《千言萬語》講述那一代香港經歷過七、八十年代社會抗爭的民運人士這種故事也搬上大銀幕，並贏得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電影，我始終覺得是當之無愧，但她還謙虛地說：「這一代年輕人比起我們那一代的思想成熟及深層。」

「當時我認識那些人，聚集一起就像個secret society，然後覺得自己很特別、很祟高，高人一等地做這些事。《千言萬語》那個男主角本身就是這樣，在四五行動中講一些理論，那裏的人民又起來了之類，然後很二手地去學，但就套不到理論到當地的實際情況，再加上，與香港現實環境接合不到。所以他們會精神分裂，或者崩潰。現在的學生就務實很多，明白到理論要結合社會狀況一起講，希望整個社會有改變。」

為社會小眾發聲的香港電影？

從早期的港台《獅子山下》、新浪潮《胡越的故事》直至早前被視為本土電影的《天水圍的日與夜》等，許鞍華的作品總是表露出社會上小人物的血肉一面，去年類似的都有《大手牽小手》及《一念無明》等關懷弱小的電影，但她卻不明白為何硬要有所區分，「為小眾發聲是全世界的事，人文精神、人道主義等不是香港獨有，全世界公認香港電影的特徵是武打片，如果你說關懷老人及精神病人，這些是普世的題材，只不過這幾年在香港多人拍或者受歡迎及關注。」

當然我也好奇許鞍華多年來的堅持從可而來，但她似乎認為這不能理性地解釋，「可能DNA影響，但不一定是很祟高或者很正確才做。譬如我很喜歡violence（暴力），我就拍得很violence，好似張徹、吳宇琛那樣，還是可以很好看，不會說不應該violence。我把那些小人物拍出來，我只是覺得有同感，我不喜歡有錢人，可能我妒忌他們，未必對的。」更重要是她始終覺得電影是多元的媒介，「電影之所以好的地方，是每個人看的事物都有所不同，拍出來後人們喜歡與否，又是另一回事，但變相有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聲音，不是只有一把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