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流行語「上級國民」　現實版上流寄生族　撞死人也不用負責？

早兩年南韓導演奉俊昊的《上流寄生族》在全球影視產業最高榮譽──好片如雲的2019年奧斯卡金像獎中突圍而出，成為亞洲影史第一部榮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電影。

而早在《上流寄生族》出現以前，日本就已經爆發了「上級國民」之亂，聚焦了貧窮大眾對那些享有特權的上流階層膨脹的敵意。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這一連串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後又有什麼發展吧。

東京奧運會徽抄襲爭議、東池袋車禍事件……　看看日本「上級國民」之亂👇👇👇

「上級國民」是什麼？從東京奧運會徽爭議說起

「上級國民」這個名詞，起源於大正時期，但直至2015年東京奧運的會徽爭議後才開始廣為人知。

當時，有人指出著名的平面設計師佐野研二郎設計的會徽酷似國外劇場的商標。接著，他過去的作品也被爆疑似抄襲，衍生出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身為日本平面設計界泰斗，也是選出有問題會徽的審查委員長永井一正表示：「設計師的解釋說服了專家，但一般國民難以理解。很遺憾，那並不容易懂。」、「設計界了解這兩個LOGO是不同的，但問題在於國民能否理解。」這番言論很快便在媒體上傳開了。

永井一正的態度表現出「外行人不該批評我們專家」的意味。這種輕視大眾國民的態度遭到世人批判，與「一般國民」成為對比的「上級國民」一詞也迅速廣傳，甚至登錄在NICONICO大百科上。還讓「上級國民」發酵，成為該年度流行語大賞的候選詞。

2019年東池袋暴走事件引爆庶民的憤怒

這個詞最初只是網路用語，顯示「專家／非專家」。但漸漸廣為大眾使用，2019年的東池袋車禍事件則是爆發「日本社會是由上級國民支配」「我們下級國民單方面被剝削」怨恨的燃點。

2019年4月，在日本東京池袋地區的斑馬線上，一台自駕汽車暴衝，87歲的男性駕駛飯塚幸三撞上31歲的婦女及其3歲女兒，造成兩人雙亡的慘劇，但他身為現行犯卻沒有被警方逮捕、甚至遲遲不起訴，主流媒體也刻意「自律」相關報導，引發輿論譁然。

諷刺的是，兩天後神戶市營公車也釀成兩人死亡的車禍，司機卻立刻被逮捕歸案。飯塚幸三曾擔任通產省高官，退休後還轉任業界行會會長與大型機械廠商董事，在2015年才獲頒給資深公務員的「瑞寶重光章」勳章，毫無疑問是位「菁英人士」。

天差地別的待遇，讓鄉民紛紛表示：「池袋車禍肇事者不但未遭逮捕，大眾媒體報導時，還在他的名字後加上『先生』，一定是因為他是『上級國民』」、「神戶公車司機因為是『下級國民』才會被捕」。

雖然警方駁斥，沒有直接逮捕飯塚，是因為他年事已高，又骨折住院；媒體在他的名字後加上「先生」，是因為「嫌犯」這個詞只用在被逮捕或被通緝的人身上；不過，這些勉強的「說法」完全說服不了社會大眾。甚至飯塚表示要出來道歉，媒體還只播放聲音，說要保護當事人不讓他露臉，卻毫不克制地拍攝被害人家屬的痛苦，呈現令人咋舌的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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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陷入劃分為上級、下級國民的階級社會

專欄作家Kazuyuki Obata在觀察網路意見後指出，上級國民與「菁英」有微妙的差異，比起能夠靠自我努力，當上高收入的菁英，上級與下級更類似於貴族、平民的身分制度，一旦落入下級國民就老死至無翻身之地。

雖然各國都有階級社會的狀況，但日本的歷史脈絡，可以在日本經濟學者／暢銷作家橘玲，2019年發表的最新著作《上級國民／下級國民》橘玲中得到快速便利的理解。

在戰後的經濟高度成長期時，八○年代的日本還是「中產階級社會」，當時幾乎所有的青年階層都能找到固定工作，女性也能夠與擁有固定工作的男性結婚。

但現在回顧相關研究，在進入平成後的這三十年，由於1991年泡沫經濟崩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事件的接連打擊，讓日本陷入蕭條。正職工作大量減少、自營業與中小企業倒閉、低薪打工／派遣人員急增，而讓整個國家走向窮困與資源分配不均。

「全日本存款總額的六成集中在六十歲以上的長者手中」，活在錢淹腳目時代，累積大量財富，卻不願作出投資的長輩們，讓找不到工作、辛苦工作還得繳交更多稅金的年輕人累積憎恨，產生出社會學家山田昌弘《何以年輕世代趨於保守化》(2009)所言：學生在學時必須瘋狂「就活」找安穩頭路、女性拚命尋找高收入男性「婚活」。

甚至報導文學作家鈴木大介2015年揭發的老人詐欺集團祕辛等扭曲的社會現象。在《上級國民／下級國民》中橘玲作出了精采的分析與結論：上下級國民，以「世代」、「正職工作／打工族」這兩種情況加速分裂，便是日本的現狀。政府也因為團塊世代是最大的票倉，而不敢觸碰資產再分配、老人年金減免這些政策。若在這場無法改革、「被綁架的」持久戰中敗北，令和的日本可能面臨國家破產的絕境。

從令和長假、朝日新聞發言分析上級國民的特色

在2019年宣布改年號「令和」後，日本政府放了4月27日到5月6日的10天長假，但根據市調，無論是上班族、家庭主婦到退休人士，都有半數的人表示「並不開心」。

為什麼放假卻不開心呢？從網路上的意見就可以了解。一則「有些人的10天連假，是建立在別人連上10天班的痛苦上」推文，獲得瘋狂分享與按讚。Twitter上也出現大量這類鄉民感觸，充分呈現出「正職工作」與「打工族」的階級差距：

「（到羽田機場的）單軌電車上都是要去度假的上級國民大人！」
「只有三成的全體國民真正擁有十天連假。能這麼輕鬆過活的，只有上級國民吧！」
「十天連假這種事是上級國民大人的活動；下級國民要義務勞動（抖）」
「薪水總額十五萬日圓，一週工作六天，一個月工作二十五天，盂蘭盆會或新年也要工作，簡直如同奴隸。嚴苛的公務員、在NHK任職的上級國民們大概無法理解吧！」

在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席捲全世界時，也有「上級國民」的發言再度引起網路炎上。這位位居朝日新聞編輯委員高位的先生公開表示：「新冠肺炎讓超大國的總統也在害怕顫抖，真是令人痛快的存在啊！」

雖然這是反美的極右派發言，但在日本同樣為疫情所苦時，自然顯得白目。由於朝日新聞一向是日本國內執話柄的媒體權威，更宣稱在所有報紙中他們的讀者學歷最高，更讓鄉民冠上上級國民論，認為那些被保護得好好的高收入老人，根本就不理解也不理會大眾的感受。

簡而言之，日本的「上級國民」並不純粹以貧富來作劃分，而是從出生家庭、學歷開始，長期累積的社經地位之差距。日本養育小孩到高學歷程度要付出龐大的教育費，並不是大部分家庭能夠負擔的。2018年統計，全日本年收入破億圓的人數是23843人，但當中的運動員、藝人就很少遭受這類批評。反倒是收入稍低的醫生、律師，與前述的政府官員、公務員、主流媒體高層為主，組成了這個族群，而這一種「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狀態，顯然在未來也難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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