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個現代化】解讀第五個現代化不可唯政治　習欲為理論解套

【編註】：本文原於2014年7月21日刊登於海外華文媒體《多維新聞網》。文章分析了習近平的「第五個現代化」不能用唯政治化的角度去理解，亦不是釋出中國即將走向西方民主的訊號，而是利用改變「頂層設計」，強調的是一國整個治理結構的重新架構和分工，改變將中國官僚體制，令到幹部官員對社會的治國觀從「管理」走向「治理」。

多維新聞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指出全會報告中一個對未來中國會產生深遠意義的重要提法，即習近平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設定——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將其總結為「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後的「第五個現代化」。

在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上，一些學者過度的將其政治化，甚至認為這是中共將選擇西方民主道路的前兆和先聲。還有看法認為既然是政治現代化就僅僅是政治領域的事，甚至只針對行政領域；而更多的人也往往只看到「第五個現代化」在操作層面的意義，而忽略了其在理論上的推動作用。

  「第五個現代化」不等同西方民主制度

在一些自由派學者對第五個現代化進行「政治化」解讀時，他們腦海中第一印象就是「政治制度」，也就是「唯政治」的內容，並且將其與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等同，這是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錯誤理解。

「第五個現代化」雖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但政治絕對並非習近平所要實現的「第五個現代化」的全部內容，更不能將其與西方民主劃上等號，而更簡單地認為中共選擇走西方民主政治道路。因為在中共決策層看來，他們所要實現的「第五個現代化」與西方民主政治有著本質不同。這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和習近平所作的公開解讀中就已經顯露分明。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意義，是提出了中國要進行全面深化改革。這輪「二次改革」的總目標，在《報告》中概括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這裏就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共是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共同提出，「社會主義制度」甚至置於「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之前。這就表明，二者不僅是並列的關係，甚至是先後、主次的關係。要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就需要推進國家體系能力的現代化，而要實現這種現代化，必須不能脫離社會主義制度。

首先要確定一點是，「第五個現代化」是帶有習近平強烈個人意願的政治規劃。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從習「親任」《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文件起草小組組長，到《決定》公佈的同時他又「親自」為《決定》向全會作出說明，都可預示出三中全會的報告內容及後續措施，帶有濃厚的習式色彩。

習近平對於「第五個現代化」的解讀，在2014年2月17日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就已經向外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在這個面向幾乎所有中共省部級以上高層官員的會議中，習近平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可以說，在習近平眼裡，從政治屬性來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中共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推動下治理國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其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集中體現，而並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

  由政到治 習近平思路的改變

本文提及的「唯政治化」，是指僅限於中國政治制度的範疇之內，如選舉、組織、人事等，含義狹小，忽視「大政治」範疇內的社會、文化、法律等相關其他領域。雖然將習近平所提出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認為是中共在「現代化」中邁出的重要一步，但是這裡的第五個現代化的內涵絕不是簡單、唯一的「唯政治化」概念。

在胡錦濤時期，「創新性社會管理」作為重要解決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困局的解決方式被提出。雖然那一屆中共領導層感覺到了要解決當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需要「創新」，但是思路還是套在「管理」的舊局中。而習近平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顯然就已經開始「破局」，從「管理」走向「治理」，這種「變化」離開了高在雲端的政治解讀，變得更貼近社會大眾。

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歷程中，伴隨着改革成果，還產生了民主法制不健全、官僚貪腐、社會誠信缺失等大量問題，社會維穩難度日益加大，政府失位，機構臃腫，分工重疊，官員手段僵化……這些現象極待改變。體制機制的嚴重障礙說明當代中國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面臨着新的挑戰，「第五個現代化」則是從頂層設計下手，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國家治理體系，顧名思義，強調的是一國整個治理結構的重新架構和分工。在過去中國的國家各部門架構中，黨政不分，分工不明等情況比比皆是，直接導致政策的上下不暢，大量人員人浮於事。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可發現中共中央希望對這種過去式體系進行的改變。以最受關注的反腐為例，在《決定》中曾提到，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當中提到的「反腐體系」、「公開制度」實際上就是王岐山曾經一再提到的「先治標，後治本」中的「本」，是「體系」的變化。而且中紀委在反腐黨政不分的問題上，也作出了改變。

接近中紀委的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和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兩名專家分別表示，中紀委已經作出決定，「今後領導幹部涉及職務犯罪，將不再是中紀委先介入辦案的模式，涉及到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問題，將由檢察院直接介入辦理。」

而「治理能力」最主要的代表群體還是官員。中國民眾在過去十年的不滿，最多的也是針對官員。從山西官員「表哥」楊達才在重大交通事故現場開懷大笑，到在「5·12汶川地震」中救災時面帶微笑，被稱為「譚笑笑」的時任四川綿陽市委書記譚力，從百姓因為拆遷、污染向官員下跪，到各種維穩事件中簡單、粗暴的手段，經過65年的錘煉，中國官員的「治理能力」 仍不及格。

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之所以說對於「第五個現代化」的理解不能過於唯政治化，關鍵的原因還是在於這個理念對於處在變化中的中國社會的影響。在胡溫十年，無論是中共官員是百姓，最受困擾的還是「上訪維穩」的問題。百姓苦於上訪難，官員苦於維穩難，百姓覺得官員「不講理」，官員覺得百姓「不明勢」。在這樣的對撞下，佔據「強勢」地位的官員就會在簡單思維支配下，憑藉粗暴的手段解決，隨後讓事態進一步失控，這種案例已經太多。

但是對於有着充足地方執政經驗的習近平來說，對此想必是心知肚明，他需要一支高素質的官員隊伍，他們應當擁有高度的責任性、強烈的民主法治精神、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很強的管理能力，來適應這十年間中國社會的大變局。「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因此才會與高屋建瓴的「治理體系」放在一起，終於被擺上中南海的案頭。

不僅在社會，在經濟問題上，以習為首的中共高層也正在用「第五個現代化」來轉變觀念。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定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到習對政府和市場兩隻手的辯證性認識，到李克強的定向刺激，調整結構，不僅計劃經濟和西方經濟理念有著完全的不同，與2008年簡單、粗放的「四萬億」，也有着更為現代化的轉變。

  從實踐到理論 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再回答

從改革開放以來，「摸著石頭過河」就成為中共標榜自己實際走在理論之前的口號，但是也正式因為三十多年的注重實踐，輕視理論的後果，中共在目前就面臨著嚴重的理論困局。而從「第五個現代化」入手進行剖析，或許能夠得出一個結論，習近平正在試圖對這種「實踐重過理論」的情況進行改善，為理論「解套」。

前文所說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主要會議上，習近平其實還有一個表態被外界忽視。在會議上，習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裏他所強調的「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言外之意就是在他眼裡，中國為何要在今天進行這一個工程浩大的「第五個現代化」，實際上是一個「老問題與新角度」的回答。

「老問題」即是那個從1922年蘇聯建國起就困擾共產黨人近一百年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究竟如何處理，是對「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再思考。而回答這個問題的新角度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才是今天他要推動「第五個現代化」的題中之義，是表現出他的領袖式的戰略眼光和承接毛澤東、鄧小平的重要原因。

《多維新聞》一直強調，1949年後中共領導人譜系中，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一脈相承。在1989年至1991年發生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說明人們對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並沒有完全搞清楚。毛澤東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共建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同於王明、博古等照搬蘇聯和馬克思，而是將馬克思主義實現了中國化，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來看待中國的很多問題，也開始思考「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最終用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等行動來實踐，卻失敗告終。

鄧小平就清晰地認識到了毛澤東的錯誤，並將毛留下的遺產向前再進一步，解答了部分社會主義制度形態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問題。鄧小平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有過很深的思考。最後他給出的答案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等三個「有利於」的原則作為改革開放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判斷的標準」。而「四個現代化」也是在那個時間段內提出，並帶着那個年代特殊的符號特徵。這也是為何說「四個現代化」都只在物質文明的範疇，體現的是生產力的屬性，是「器」而非「道」。

習近平仍然在強調經濟建設，以此為中心，將其作為第一位，因為即使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但是習已經開始在佈局對於生產關係的改變，這就是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如果中國今天的生產力沒有發展到如此地步，也就不需要進一步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反過來，如果沒有相匹配的體系和能力，生產力會被束縛，所謂「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會淪為紙上談兵。

這也是為什麼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說，「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換句話講，改革和成型的制度兩者是一個過程和結果的關係。如果一開始就講一套定型的制度，會束縛改革。所以鄧講留出30年的時間，讓大家去做探索。現在《決定》說2020年在體系形成方面取得決定進展，時間上與之前他的戰略構想幾乎同時。

在習近平看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在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時，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深層矛盾千頭萬緒、錯綜複雜時，是國家治理的難度加大，傳統的國家治理手段、方法難以適應新的國家治理要求時，為了避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足讓國家出現動盪時，種種危機時刻下中共作出的選擇，是對社會、經濟乃至文化的全方位「轉身」。不僅不能簡單地同西方民主制度劃上等號，更不能「唯政治化」地將政治作為「第五個現代化」的唯一構成要素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