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個現代化】承接「四個現代化」　提升中共治國水平

【編註】：本文原於2013年11月22日刊登於海外華文媒體《多維新聞網》，深入分析了習近平於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所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意義及此「現代化」如何承接「四個現代化」，進而令中共變成全面現代化的執政黨。

習近平在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大力推進改革，報告中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首次明確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的含義十分明確，不僅是國家機構、官員素質的現代化，也是執政黨的現代化。相較於之前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稱為「第五個現代化」。這一現代化的推行將真正使中國走出以往人治的陰影，也能將從山溝、窯洞走出來的中共變成全面現代化的執政黨。

從字面上看， 「第五個現代化」的主張至少包括兩個維度。第一，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第二，執政者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前者主要指賴以完成國家治理的組織體系和制度體系設計，在思維和精神上要有現代屬性；後者又可以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進行細分，要求執政者不僅要建立現代思維，還要有現代的、與時俱進的手段和措施。「第五個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重要補充，不會也不應該取代或貶低「四個現代化」的地位。「第五個現代化」是要幫助人們認識器物層面的現代化並非現代化的全部，幫助人們把對現代化的認識從器物層面延伸到「形、神」具備的「道」的層面。

《易經•繫辭上傳》有「形而之上謂之道，形而之下謂之器」的解釋，它將對事物發展的認識分解為兩個視域，分別從物質的和精神的規律去掌握，讓我們把從器物層面去認識事物的單一角度，提升到從整體性去認識，這種結合了不斷發展的整體性認識是對「道」的科學理解。用「道」、「器」的辯證思維去認識中國，可得知在毛澤東時代提出、經鄧小平時代背書的「四個現代化」顯然屬於「器」的層面，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主張，則屬於從「道」的層面去講述中國下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

周恩來在中共十大提出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一直以來被中共當作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標準和目標，但那只在物質文明的範疇，體現的是生產力的屬性。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一個被貧窮落後折磨了一百多年、物質生活極度匱乏卻深陷「革命鬥爭」的國家，「四個現代化」滿足了人民的嚮往，也反映了中共對國家富強的急切渴望。

中國現時已是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四個現代化」雖已經步入世界前列，但依然會是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性質，就決定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主要任務仍然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中國不光有「北上廣深」，還有「老少邊窮」；不光有沿海城鎮，還有內地農村；不光有高樓大廈，還有破屋茅棚，這是個基本國情。

「四個現代化」已經提出五十多年，但是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由利益格局決定的思想認識和這個格局本身都愈來愈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力。「四個現代化」沒有過時，但實踐證明「四個現代化」的深入發展也需要一個現代化的「頂層設計」。生產力的發展對生產關係既然產生壓力，就要在適當的領導推動下，透過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調整，支持下一階段生產力的發展，並讓生產力在發展和優化中促成生產關係進行變革成為必然。「第五個現代化」就是因為它是要藉助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調整，讓生產力能夠繼續發展和優化，最後對生產關係產生革命性的變化，能推動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完善進步。

要對「第五個現代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還必須要搞清楚現代化概念本身。在一些人的概念裏，現代化更多地表現為物化，往往以城市化、工業化、訊息化等西方發達因素作為標準。這實際上等於把現代性物質化、表象化，這種認知導致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現代化是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將現代化作為西化，或者認為西方的現代模式是唯一的現代化道路都是對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化認識，這種認識本身就不夠現代。

工業科技只是現代化的一種手段，是輔助生產力發展的、優化了的物質手段。然而，真正的現代化是文明的現代化、生活態度的現代化、精神追求的現代化、社會關係的現代化。這些都不能夠依靠科技或物質發達來完成，而是要在理念層面建立新型的觀念。作為中國的領導者，中共的責任就是找到適合自身的現代化模式，一方面克服西方的缺點，另一方面要對現代化的成果有更高的要求，包括滿足更多人的生活幸福追求。

「第五個現代化」並不是一個新鮮名詞。事實上，早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民主政治就被有些「自由派」認為是四個現代化後的第五選項。而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總目標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放在一起，這樣的目標訴求和其理論基礎已經決定了這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除此之外，還要認識到我們所說的「第五個現代化」要解決的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這和「自由派」提出的以解決封建專制和個人崇拜為標準的西方化的民主政治選項有着方向性差異。

應該看到，西方民主制度也是人類文明的嘗試，有很多經驗可資借鑒。但西方的問題不是民主制度的問題，而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中亞和蘇東的顏色革命、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等，這些都應該足以提示驅動西方發展的意識形態產生了極大的問題。因此，「第五個現代化」不應該也不會是跟隨西方民主後塵的現代化。

本文所說的「第五個現代化」應該包括：一，在治理體系層面，組織機構和制度體系的調整設立，有助於更好維護基本政治制度；有助於更有效防止腐敗和專制，以使人民群眾能感受到民主公平；有助於更能完善分配製度，有助實現共同富裕，以使社會屬性更具社會主義成分；要能解放並發展生產力，以使其能最終指向「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二，在認識論層面，要有助於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思維轉型，建立更為開放、多元、包容的現代執政理念。三，在方法論層面，要充滿社會主義人文精神和法治理念，拋棄一切粗暴與僵化，採用與時俱進的現代治理手段。

中共建政60多年來，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思維方式和體制建構都發生了深刻演變。在經歷了種種反覆、迷惘，以及改革開放的實踐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合乎邏輯地成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如果說鄧小平破除了社會主義只能一窮二白的迷信，那麼，習近平就要向世人證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能有效克服資本主義社會以資本為本位，且整個社會被物質異化的弊端。

文革後的中國百廢待興，改革開放使「四個現代化」得到理想的發展，憑着習近平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及他強大的執行能力，或能使中國順利建設起一個具中國特色主義的現代化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