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個現代化】中國離現代化治理還有多遠？　從三件事看端倪

【編註】：本文原於2017年7月7日刊登於海外華文媒體《多維新聞網》。習近平已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明確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本文則從三件最近發生的事分析中共的離現代化還有一段距離，並提出中共應如何去實踐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近來中國社會發生了三件看似關係不大，實則有共通之處的事情。第一件是2017年6月初開始發生的中共文宣系統對於自媒體賬號和網絡視聽節目傳播內容的嚴厲管控乃至封殺。

第二件是中國乒乓球隊前總教練劉國樑被調任乒協副主席，明升暗降，釀成三位乒乓球國手集體退賽事件。第三件是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傳來獄中罹患癌症晚期、被保外就醫的消息。這三件事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了中共一些官員治理手段之僵化落後，離習近平提出的現代化治理要求相距甚遠。

首先在第一件事上，以被集中關停的騰訊微信公眾號為例，其中固然不乏一些存在低俗嫌疑的賬號，中共網絡管理部門確實也有必要對其進行治理，但必須真正的依法治理，但更應表現出開放和包容，因中國現時已進入了一個自媒體時代，上述情況是互聯網發展的必然結果。

自媒體時代的特徵是「人人都是記錄者、人人都是傳播者」，要求多元、開放，對其治理必須要遵從這一規律，就像習近平所言的「形成良好網上輿論氛圍，不是說只能有一個聲音、一個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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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中共網絡管理部門不僅未明白這一點，反而採取了粗暴的「一封了之」手段，既封建落後，又加深了外界對中國言論自由狀況和依法治國承諾的擔憂，實在得不償失。

被關停的娛樂自媒體賬號中，不少已經運營成熟、融資完成、估值過億。據估算，此次集中關停娛樂自媒體賬號，使娛樂自媒體賬號及背後的投資者損失60億元人民幣（1人民幣約合0.147美元）。

娛樂自媒體賬號運營屬於市場行為，具有經營性質，從其實際的傳播內容看，應該以有沒有違背中國的法律法規為準繩，應該尊重市場主體的權利。但此次對25家娛樂自媒體賬號的集中關停中，中共網絡管理部門既未在程序上履行事先告知義務，又沒給被關停的自媒體賬號提供有效救濟申訴機制。

其次在第二件事上，據傳國家體育總局調任劉國樑是為了進行扁平化改革。毋庸贅言，無論是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來談，還是從舉國體育體制向更現代體育體制轉變的目的出發，在體育系統進行改革均是必要之舉。但問題是改革必須要遵從體育規律，要周全考慮實際情況和相關人員的正當意見，既不能不顧後果地推行改革，更不能讓改革淪為一些決策者拍腦袋的即興之舉。

伴隨西方工業革命而來的各種問題已經讓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作為人類社會存在基礎的物質生產關係並不僅僅是人與物質世界的關係，還包括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類自身精神狀態和思想認識等等。工業科技只是現代化的一種手段，是輔助生產力發展的、優化了的物質手段。然而，真正的現代化是文明的現代化、生活態度的現代化、精神追求的現代化、社會關係的現代化。這些都不能夠依靠科技或物質發達來完成，而是要在理念層面建立新型的觀念。作為中國的領導者，中共的責任就是找到適合自身的現代化模式，一方面克服西方的缺點，另一方面要對現代化的成果有更高的要求，包括滿足更多人的生活幸福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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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到中國乒乓球隊，這是一支全世界公認的一流球隊，在過去多年包攬了無數獎牌，為國家更是爭下了數不盡的榮耀，與備受詬病的中國足球隊堪為雲泥之別。因為這個原因，在不少人看來，改革足球隊屬於情理之中的事情，但為什麼要改革水平本就一流的乒乓球隊？而且即便改革的話，也應尊重實際，可為何要將乒乓球隊的靈魂人物劉國樑明升暗降，以至於引發球員和球迷們的嚴重不滿？

特別是在此過程中，面對三位一流球員馬龍、許昕及樊振東集體退賽，以及民間輿論噴湧式的質疑聲音，相關部門非但不給出合理解釋，以消除公眾疑惑，反而直接大舉封殺網上輿論。有一種觀點說因為距離中共十九大僅剩幾個月時間，網絡管理部門為了穩定起見，不得已管控網絡上的討論聲音，官方的顧慮一定程度上能被理解，但令人難以接受。

穩定從來不是靠壓制世人的疑惑獲得的，而是必須建立在人民心悅誠服的基礎上。古人尚且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何況今天的官員？而且即便說低俗媚俗內容以及劉曉波案不讓談，尚能被一些人理解，劉國樑事件又為什麼不讓談？中共文宣系統是否明白，究竟什麼可談什麼不可談？

最後在第三件事上，一些官員的做法更是在國際輿論上陷中共於被動境地。不可否認，諾貝爾和平獎是否已經被政治意識形態化，劉曉波是否有資格獲獎，以及他的主張是否合乎中國實際，皆存在爭議。但就像中國憲法所承諾的，劉曉波作為公民，他有言論表達的自由，不應該也不能因為他的言行不符中共價值觀就隨意抓捕，甚至重判入獄，那樣的話，和中共反對的封建王朝的因言獲罪有什麼區別？

事實上，正是因為中共一些官員的錯誤處理，才讓劉曉波從一位普通的異見人士成為國際知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從而嚴重損害了中共過去多年積極改善的國際形象。在這一點上，當年轟動一時的陳光誠事件，亦是因為中共一些官員毫無法治意識，錯誤地打壓甚至迫害，才讓一件小事惡化為震驚國際社會的人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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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近日傳來劉曉波癌症晚期的消息，本來以為中共政法系統和文宣系統在經過以前教訓，會懂得妥善應對。遺憾的是，中共一些官員依舊有些摸不着頭腦，竟然選擇在YouTube上偷偷摸摸發視頻，以展示劉曉波在獄中未受到虐待，不料適得其反，令外界質疑為何要採取偷偷摸摸的行為？為何不能有更好地與外界溝通方式？

上述三件事雖然都只是個例，但不可不察。某種程度上講，依法治國和現代化治理，多數時候不是體現在99%的日常事務之中，而是體現在1%的案例，體現在一些關鍵而重要的事情上。顯然，在這三件事上所體現的1%上，公民權利並未得到有效保障，官員治理手段更是被證明愈來愈跟不上現代社會，已經陷入結構性困局。

結構性困局必須透過結構性手段和方法，才能從根本上予以化解。《多維新聞》網曾將習近平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煉總結為「第五個現代化」。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第五個現代化」進行了詮釋，習近平當時表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可見，法治是中國「第五個現代化」的當然之義。

以此標準來審視上述三件事，既說明一些官員的行為嚴重不符「第五個現代化」的要求，權力本位的官僚主義思想非常嚴重，又反過來說明「第五個現代化」是結構性手段和方法，中共一些官員必須將其落實到每一個案例上，否則類似的錯誤教訓將一再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