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何種歷史記憶　文資保存與去殖民化的困境（上）

近年，在全世界範圍內逐漸開始重視對文化資產的保存，甚至將其打造為觀光景點，形塑成吸引遊人的旅遊產業；不過，有些地景因為歷史遺留問題，古跡或遺址的性質涉及殖民統治時期，究竟要選擇原址重建、原貌修復，或是以「解構殖民」、去殖民化的態度任其風化與拆除新建其他建物，都引發了不少爭議。

留存至今的殖民時期建築

台灣位處中國東南沿海，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就備受「青睞」，而後又有荷蘭人、西班牙人陸續東來，在台灣島的南、北部展開殖民統治，留下了諸如淡水紅毛城（聖多明哥城、安東尼堡）、台南安平古堡（熱蘭遮城）、赤崁樓（普羅民遮城）等建築。清咸豐八年（1858），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後簽訂的《天津條約》，台灣安平（台南）、滬尾（淡水）、打狗（高雄）、雞籠（基隆）等四地被迫開港，英國遂在滬尾、打狗設立領事館，為今之淡水前清英國領事館與打狗英國領事館。上述建築均於1997年以前被台灣政府明令為「國定」一級或二級古跡，並加以修繕維護。

而在日據時期興建、被指定為「國定古跡」的有：基隆大武崙炮台、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台灣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台灣博物館」）、專賣局（今台灣菸酒公司總部）、台灣總督府（今台灣總統府）、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今台灣司法院司法大廈）、台北州廳（今台灣監察院）、台灣總督官邸（今台北賓館）、新竹州廳（今新竹市政府）、新竹車站、舊台中火車站、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營舍（今台南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台南州廳（今「國立台灣文學館」）、原台南地方法院、下淡水溪鐵橋（高屏舊鐵橋）等建物。

由於台灣光復後仍為國共內戰時期，台海局勢動盪不安，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失敗後的遷台初期，仍持續面對解放軍的軍事壓力，同時美國停止《援華法案》的軍援部分，故蔣介石來台後也未對殖民統治時期進行徹底清算。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即使美援再次來到，但台灣政府還是將治理重心放在防禦解放軍進攻與經濟建設上，從實用的角度來說，上述日據時期建築就作為官署、學校或交通設施繼續沿用。

遭摧毀的清代建築

政權更迭、兵馬倥傯，地景或建物慘遭祝融之災也在所難免，日軍剛結束消滅台灣民主國與抗日義軍的乙未戰爭，為設置軍營、官署、醫院、學校等各種機關設施，日本人常接收前清官產、佔用民間廟宇為機關用地，卻經常造成傳統廟宇的神像、法器損毀，以及建築物因不當使用而破壞。為顧慮有可能會引起台人的反感，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於1896年1月18日發佈《有關本島既有社寺保護》諭吿，要求日軍對於暫供軍營、軍醫院等佔用的廟宮寺院應盡保護之責。事實上，許多破壞已成既定事實，佔用的機關不願騰退、回復原貌或無力修復，遂使該諭吿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曾為北台灣規模最大書院的登瀛書院，由台北府知府陳星聚（1817—1885年）募資、建於清光緒六年（1880），後任知府雷其達於光緒十六年（1890）遷建至今台北市長沙街、桃源街路口一帶，並將書院前道路命名為「書院街」。台灣割讓後，書院先是充當日本殖民當局官員聚會所的「淡水館」，以及攏絡、懷柔知識份子的「揚文會」，期間雖有短暫作為與文教事業相關的「台灣文庫」（日據時期台灣首座公共圖書館），但後又改建為日本陸軍偕行社（軍官俱樂部）和彩票局使用，最終建物拆除改建成台灣總督府法院官舍與土木部。

針對清代官署，日本殖民當局多以拆除遷建來回應。例如台灣巡撫衙門、欽差行台與布政使司衙門，先是被日軍近衛師團司令部、炮兵隊與台灣總督府佔用，而後布政使司衙門及欽差行台建築移入圓山動物園（今台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昨日世界舊址）、淨土宗台北別院（今善導寺）及台北植物園內保存，而昔日全台政治權力中心的巡撫衙門，就在為了紀念昭和天皇登基、興建台北公會堂時，遭到整體拆除的命運。

竣工於光緒十年（1884）年的台北府城，原有五座城門，周長4,819公尺，牆高4.8公尺，城牆馬道寬有3.84公尺（略寬於今城市幹道汽車車道寬度），為迄今發現最後一座依照華夏傳統風水堪輿理論而建造的傳統中國式城池。台灣割讓後，總督府擔心台人據城自守反抗統治，1899年公吿《第一次市區改正計劃》時，便以「街地整理」和「貫通道路」為由，規劃將部分城牆與城內原有的清代建物（包括文、武廟）一併拆除。翌年，台北西門（寶成門）遭到拆毀，護城河全部填平，城垣至護城河間的空地規劃為公園，1901年，台北府城的城牆全部消失，拆下的牆磚則直接作為興建台北刑務所（今台北監獄遺址）與日軍山炮隊軍營（今中正紀念堂）之建材。北門（承恩門）甕城上題有「巖疆鎖鑰」的石製橫額，亦被日人移至總督官邸（今台北賓館）庭園，充為亭腳基石。（未完待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