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奇案】姊妹遭強姦妹妹僅10歲　母申冤反被處刑　結局神逆轉

從乾隆中後期起，京控，即民眾繞開縣、府、省等一系列司法等級，直接到北京告狀，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按照當時的交通、通訊條件和一般百姓的生活水準，從邊遠村莊進一趟縣城，尚且是個「大工程」，至於「上京告御狀」，更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普通民眾甚至富裕人家，都要經過多方籌措才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大量京控的出現意味著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已經非常衰弱，面對治下子民毫無公信力和權威性可言，抱屈含冤的百姓必須通過京控這樣成本極高的方式把事情搞大，案子才能夠引起政府重視，繼而獲得盡快解決的可能性。
（本文節錄自《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

嘉慶皇帝即位伊始，就意識到，京控百姓「長途跋涉，遠至京師，自必有迫於不得已之苦情。若地方官秉公研審，不稍回護，小民冤抑得伸，豈肯遠涉控訴？」為了肅清吏治、安撫百姓，嘉慶帝對京控案件非常重視，要求負責接收呈狀的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二機構將京控大案隨時上奏；一般案件也要按期匯奏，由皇帝親自批閱，作為「欽案」，或派欽差大臣審理，或交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親自處理，不許地方官層層下派推諉。

不過，久居宮中、受了大半生儒家正統教育的嘉慶帝顯然低估了社會的複雜性。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勤政憂勞、關切民隱，竟成為京控案越來越多的誘因之一。在皇帝的一喜一怒都是各級官吏為政風向標的政治格局下，引起皇帝高度重視的京控成了近京地區鄉間無賴拖仇家下水、要脅地方官府的工具。真正「屈抑無申」的「窮民之隱」，限於苦主窘迫的經濟狀況反而難以上達，而所謂「捏砌重情，冀圖聳聽」之輩，卻屢屢得逞，上演了一出出荒誕離奇的活報劇。

冤沉似海的驚天大案　兩幼女遭強姦背後意想不到的真相（點圖繼續閱讀）：

插曲：對一個「懼內庸夫」的道德審判

嘉慶帝接到奏摺，將其發刑部覆核。刑部認為，直隸方面對本案的審理忽略了一個重要人物，即遲子禮之子、遲孫氏之夫遲象臣。結案奏摺在提到遲象臣時，只輕描淡寫說他與遲孫氏不和，被「逐出無蹤」，非常含糊其辭。想那遲孫氏淫凶之至，不但交結姦夫十餘人，更將其公爹遲子禮用鐮刀砍傷，遲象臣即便與其不和，又何忍棄老父於不顧，消失得無影無蹤？難保不是被遲孫氏與姦夫等人合謀殺害，豈能就此置之不問？嘉慶帝看過刑部的意見，頗覺言之成理，以未能將此案緊要情節審出就率行定案為由，將那彥成及按察使盛泰交吏部處分。

那彥成接到駁文後愈加惶恐，因遲子禮患病已被釋放回家，只得重新提訊遲氏族人。隨後他得知遲象臣被遲孫氏逐出後，在離家四十里外的南皮縣堤橋村給人幫工，本年四月有人在該處見過，九月在寧津縣城也曾見過，可證其並未被害。那彥成一面派人前往南皮、寧津二縣尋找遲象臣蹤跡，一面加緊向皇帝報告遲象臣仍在人世的消息。

對於這個窩囊之至、夫綱不振的遲象臣，嘉慶帝頗有怒其不爭之恨，下旨稱：「閭里小民，因妻室不守婦道，教訓不悛將其休棄，是為事所常有。今遲孫氏淫凶不法，遲象臣不能約束，竟至為婦所逐，無能無恥已極。且遠避不歸，置伊父遲子禮於不顧，尤為不孝。」他命那彥成在抓住遲象臣後，將其提到法場，先責打四十板，再令其親自觀看其妻遲孫氏被斬決的場景，以為「懼內庸夫」之誡。不過，被派往南皮、寧津二縣的官員並未及時找到遲象臣，為防遲孫氏在處斬之前自殺，那彥成請旨先將遲孫氏行刑。一個月後遲象臣在山東樂陵縣一所寺廟內被發現，雖免於法場觀刑，但仍被杖責四十板後，才放回家中。一場歷時數年之久，迫使皇帝數下諭旨、自食其言的驚天大案，就此收場。

圖准不圖審：反轉劇裡的京控弊端

京控案件過多是困擾嘉慶一朝的大問題。皇帝和內外大臣也曾認真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並著手解決。解決的方法無外乎有三：第一，嚴飭地方官清理積案、勤於政事，減少百姓蒙冤的可能性；第二，要求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等在京「接控」衙門定期、及時上報控案，不許壓擱隱瞞；第三，則是皇帝自己兢兢業業，對京控大案親閱親批，指示不斷。

不過，性情頗為忠厚的嘉慶帝對社情人心和地方官場生態的認識與經常「出門在外」的曾祖父康熙皇帝相比尤顯不足。康熙帝早年出巡時，對那些以小事「攔輿」的百姓並不怪罪，是以出巡時沿途控訴者越來越多，且多係戶婚錢債之事。康熙帝逐漸意識到自己親收呈詞的危害，遂在出巡時告誡侍衛說：「此斷不可收覽。民人果有冤抑，地方督撫等官盡可申訴。今因朕巡幸，紛紜控告，不過希圖幸准，快其私怨。一經發審，其中事理未必皆實，地方官奉為欽件，輾轉駁訊，則被告與原告，皆致拖累。以小忿而破身家，後悔無及矣。」意思是說，皇帝的話是金口玉言，一件民事小案，一旦經過皇帝的指示，對地方官來說，也成了潑天大案，要加緊從嚴辦理，這樣很容易助長無賴刁民的誣告之風，反而讓老實人受到拖累，甚至因為一點小事破了身家。皇帝的初衷雖是好心，卻也辦了壞事，讓正常的制度體系喪失了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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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日本學者寺田浩明的說法，與西方的「正義型審判」不同，清代的審判是一種「申冤型審判」，「申冤」是中國傳統司法的一大特色。一個重要的表現是，根據清代的法律，案件無論大小，並無明確的終審制。換言之，一件案子，只要原告、被告雙方中的一方認為官府處理不公，自己「蒙冤」，就可以無限次控訴，以求申雪。與此相配合的，是清代對於越訴的處理非常輕微，京控乃至「告御狀」被認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選擇，地方官無權阻攔。皇帝作為終極的「青天」，為民做主，是君主合法性和權威性的重要表現，內外官員如果進行阻攔，不但不符合官箴，且會被視為「壅塞聖聽」，是嚴重的政治錯誤。當然，地方官基於自身考績的考慮，自然不欲境內百姓京控，但從現有的材料上看，受制於技術手段和財政規模，激烈高效的「截訪」行為在清代似乎並不普遍。

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一方面，京控在清代的法制體系中，確實承擔了相當重要的「校正功能」，許多震驚朝野的冤假錯案，都是通過京控的方式被揭發出來，並最終大白於天下。但另一方面，明清時期民間構訟，向有「圖准不圖審，包准不包贏」之說。即鄉間無賴與人有怨，即到各級衙門告狀，並買通衙門書吏准狀，迫使被告之家四處應付官司，遭吏役敲詐，無論有理無理，三年五載必然傾家蕩產。法律對誣告者雖有反坐的條款，但如果原告係老幼婦孺、赤貧之人，最終往往以其無知愚弱為由，不予處罰或從輕處罰。嘉慶皇帝對京控的高度重視，使「圖准不圖審」的弊端有擴大趨勢。近京各省的無賴動輒京控誣告，且多以婦女、老人充當原告，規避處罰。地方官如同提線木偶一般，任其輾轉訴訟卻不到案聽審，直至做成欽案，處分貶謫接踵而至。一些大富大貴之家尤慣以京控要脅府縣官員，使其在辦案過程中畏首畏尾；而在省的督撫大員因為屢屢接到從北京發回來的本省京控案件，不斷調動擅長審斷的府縣官員到省城審案，地方正常的司法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官方和民眾的司法成本都大幅提升。寧津縣遲孫氏一案即是明證。

事實上，在清代這一君主專制，司法、行政一體，官僚系統內自上而下實行單向監督的政治體制下，欲保留京控制度的正面作用，降低其負面影響，是一個無解的難題。今天，我國已經明確實行兩審終審制，但涉訴信訪的大量存在導致「終審不終」的現象仍然不少見，司法的權威性和終局性被嚴重削弱。這一問題應如何解決，值得當今的法學家和法律工作者以史為鑒，慎思慎行。

書名：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帝王心術、官場規則、制度弊端、人情羅網，從疑案的煉成看清代從盛世走向末路

作者：鄭小悠，1987年生於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擅長歷史文學、歷史普及類作品的寫作，文筆生動平易、引人入勝。其作品《年羹堯之死》一經出版，即受到好評，影響廣泛，入圍《新京報》2018年年度好書；獲得「2019博庫·錢江晚報春風悅讀盛典」年度新人獎。

【本文獲「麥田出版」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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